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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行诀》的几个基本概念

独孤园丁

六朝梁时，陶弘景在晚年，集道、儒、释三教合一，作《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这是一部总结《汤液经法》辨五藏病症组方用药规律之书。它承袭《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和《汤液经法》的学术内容，发挥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想，在五行五味学说中，引入体用之哲学概念，以体代表阴，用代表阳，同时又增入“化”之概念，达到了与阴阳学说有机之融合，使藏象、经络、诊断与处方完全统一，成为一个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
完成了经方组织制度的规范，确立了方、药使用的五行互含体制。此著作是他一生绝高之文字，为万世不移的处方轨范。
绘制了《汤液经法图》，为伊尹《汤液经》组方规律之千古秘图，破解了圣贤制方之奥秘。

学习《辅行诀》，首先要使用五藏辨证法；其次要明白体、用、化的概念；第三要知道补、泻的真正含义；第四要明药性，即五行五味互含原理；第五，了解经方的制方原理；第六，参悟汤液经法图；第七，了解金石之药；第八，六合辨证法。

另外，书中除了经方，还有一些道家、神仙家等的方子，虽不符合经方的一般原理，然其效如神，自有个中之道。如四神方，六神方，十二神方等等。
对于此类方药，既言“神方”，就不是我们一般人（修行得道之人除外）可以理解的！如果能正确使用就可以了，万不可妄测神意，按经方原理去理解方意和药性，更不能按现代中医方剂学的原理去解读，曲解神（圣）意，误已误人！

《汉书·艺文志》当中讲，医学有四大家：医经家、经方家、神仙家、房中术家。
《伤寒杂病论》是医经家和经方家的东西完美的结合，《辅行诀》中涉猎更为广泛。

一、五藏辨证法
依五行理论，五行对应人之五藏，以五藏统治人之身体（身体各部位、经络分属五藏），故五藏辨证法，可辨所有病症。

仲景之前的古中医，没有六经辨证，多用五藏辨证法。
中医传承之发展，先后有了八纲辨证，五藏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等，是针对不同性质的疾病，而使用相应的辨证法门。
一般来说，外感伤寒多用六经辨证，温病多用三焦辨证，内伤病多用五藏辨证，夹杂病要联合使用不同的辨证法。辨证必先岁气，要天、人、病合参。
仲圣治伤寒创用六经辨证，然其《金匮要略》治疗内伤杂病，也使用藏腑辨证法。

二、体、用、化
体、用之概念，既源于中华古老的道教，又见于佛教经典，如《六祖坛经》等。而化之概念最妙，惜今之中医丢矣！
比如白术一味，今医均言其补脾、实脾、培土、厚土、燥湿…等等之类，谁知其竟然是脾之化味，而能启动脾之生化之机？言补脾有参、草，与术何干？

《素问·天元纪大论》关于“生、 化、极、 变”的事物发生发展规律是这样论述的：“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即，物之生从化而来, 物之极由变而来。也就是说新事物产生的过程 ,也就是“化”的过程 ; 而旧事物由小到大发展到盛极的过程, 也就是“变”的过程。
以小补脾汤为例，来说明体、用、化的关系。

小补脾汤：
人参炙甘草干姜各三两白术一两

干姜，味辛，为脾之体味；人参、甘草，味甘，为脾之用味；二者相互作用，则产生新的味，苦味，即是化味。所以，在小补脾汤中加入苦味的白术，就是为了提高脾的生化机能，从而促进辛、甘味的相互作用。

三、补、泻
补泻的概念，其针对的是五藏的藏气而言。藏气不足要补，藏气太过（有余）要泻，使之达到五行生克制化的平衡状态。这与现代中医所讲的补泻气血阴阳的概念有所不同。

1、补
仍以小补脾汤为例：
《辅行诀》中小补脾汤方证为：治饮食不化，时自吐利，吐利已，心中苦饥；或心下痞满，脉微，无力，身重，足痿，善转筋者方。
小补脾汤就是后世的理中丸，一直都是用来温补中焦脾胃，原名为小补脾汤，很好理解。
察医经中的“岁土不及”，人会出现的病症：“岁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肌肉酸，善怒，脏气举事， 虫早附，咸病寒中。”
后世经常用理中丸来治疗霍乱，亦可看出其“小 补脾汤”原名之含义。
如《伤寒论·辨霍乱病脉证并治法第十三》“问曰：病有霍乱者何？答曰：呕吐而利，名曰霍乱。”这里霍乱的主要症状就是呕吐和下利，与小补脾汤中的症状“时自吐利”以及大补脾汤中的“呕吐下利”相同。《类经·疾病类·五藏虚实病刺》指出：脾藏“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素问·四时刺逆从论》：“太阴……不足，病脾痹。”关于脾痹，《素问·痹论》篇中有：“脾痹者，四肢解堕发咳，呕汁，上为大塞。”
以上所论“补”的含义，与今人对补的理解是近似而不同的。要明白，参、草才是补（故合用六两）；干姜则是泻（仅用三两），而非“温补”，是反佐参草之药；白术是“化”味，故而轻用（一两）。

2、泻
以小泻脾汤为例：

小泻脾汤：
附子（炮，一枚）生姜 （切）甘草各三两

小泻脾汤所对应的症状：“脾气实，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腹冷，脉微者。”而“大泻脾汤”所对应的症状：“腹中胀满，干呕不能食，欲利不得，或下利不止者。”
也就是说，《辅行诀》认为，脾气实就会产生上述症状。而《素问·脉要精微论》中指出：脾气实则腹胀，不足则为溏泻。指出脾气实则腹胀的症状。清·吴谦《伤寒心法要诀》中有：“腹满痛，太阴有余证也。”指出太阴有余则腹满痛。
既然言泻，那么肯定是有余才泻！脾有余，脾气实，太阴有余，岁土太过，这些相关论述，也会给我们提供小泻脾汤的得名依据。因为，太阴和脾土是相联系的，自然界的“岁土太过”，在人体上反映出来也是脾土太过的病证，体现了天人合一，故尔同构。
《素问·气交变大论》：“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这和四逆汤的主治症状很吻合。脾主土，岁土太过，也可以说是天行的脾土太过，因此反映在人身上，就会发生人身的脾土太过的症状，太过则需要泻。 通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辅行诀》中方剂所言的补泻，不是后世讲的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而是补泻这个藏器本来的气。
对此，东垣《医学纲目·脾胃部》说：
“太阴所至为蓄满辨云：脾为阴中之太阴。又云：脾为阴中之至阴，乃为坤元亘古不迁之土。天为阳，火也。地为阴，水也。在人则为脾，同阴水之化。脾有余则腹胀满，食不化，故无阳则不能化五谷，脾盛乃大寒为胀满。故《脉经》云：胃中寒则胀满。大抵此病皆水气寒湿为之也。治宜大辛热之剂，必愈。然亦有轻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小泻脾汤的组成用的是大辛大热的药物。

补泻综述：
“补”“泻”是中医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不论是使用方剂还是针灸，都是用补泻来使人体藏气生克关系重新达到有序平衡，即《内经》所言“以平为期”。《金匮要略》所言“五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亦此意也。

四、五行五味互含原理
经曰“天有五气，化生五味”。
天之五气，寒、热、燥、湿、风的交替出现，影响着地上五类物质的形态和质量，因此天气运行对物质的性质改变和形成有巨大的作用，五味可以表示五行物质性能，它是五行运动的产物。

“五味之变，不可胜数”。
由于“味”是五行物质运动与在天五气运动相互影响而发生性质改变的现象和结果，五行所指乃五类物质，并非五种物质，每类物质有各自差异，其性质必然有异，因此五味之中，又可以分出无数种类来。

故陶弘景选择了常用药物二十五种，以明确其在五行互含分类方法中的归属和定位，按五味分属于五行中，又按其特性分别配属于五行中之五行。

此配置是按《素问·藏气法时论》五藏所欲，宜食之味的基础上略作调整而成。五藏之味属，即是五藏所欲的宜急食之味。如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辛味就是肝之味。

至于五味五行（共性）中再分属五行之药（个性），则是根据药物之特有性能，或其色味形态，或生长习性、采集时间，或其特殊功效而定。

又有药十三种，宜明其五行互含之事，以备心病方之用。

以图示之，修订五味五行互含图、金石药五味五行互含图、五味五行互含之补充图，见另文“《辅行诀》疏解”。

五、经方原理
药的体味、用味相互作用而产生化味，是经方之精髓。说明了经方的治疗作用，既有各单味药物的作用，又有不同药物合理配伍后产生的化机之作用。其中之深刻哲理是时方所不能比拟的，更非当今药物学单独强调某一味药的作用。难怪孙真人也有“经方难精”之叹。经方临床家也有“经方以不加减为贵”之训。

小补方规矩：两用一体一化。
大补汤规矩：小补汤加子藏小补汤去化味。
小泻方规矩：两体一用。
大泻方规矩：本藏小方加化味加子藏一体一用。

六、汤液经法图解读
图见另文“《辅行诀》疏解”。
陶氏认为，此图不但是《汤液经法》这部方剂学经典的理论精髓，而且也是全部医学之理论精髓。因为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医学主要特点之一，它体现在理法方药的一贯性。掌握了方剂学的理论，实际上也就掌握了整个中医学之真谛。

此图是陶弘景对《汤液经法》方剂组织设置及按味用药规律的高度概括。

此图为五行格局，以相邻相生，隔位相克，顺时向排列为序，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有四时意义又有四方意义，它本身就是一个时空结合的模型，根据中医藏象和时空的关系，体现了天人合一之具体内容。

图之内圈，将五藏各配以两味，顺时序而言，先体味，后用味。
其体味和用味的配属，乃本《素问·藏气法时论》之五藏苦欲补泻而来，然二者存在不同之处，对照陶氏理论，可知《素问·藏气法时论》当有传抄之讹错，应以陶氏（汤液经法）之文为准。

图之第二圈为五行体用。五行之名在各藏体用之间，体字在前，用字在后，有以体为本，用为末之义。
体用二字，不但是本藏药味的分属，作为补泻方例的选药根据，而且也是辨证虚实盛衰，功用与质体之别。如用不足，正气衰属用病，质体病邪气盛为体病。

图之外圈为化味，既代表着五藏气化活动之特点，又可表达四时气化之特点。
它是藏腑之体和用交互运动产生的新物质的代名词，因此化味是五行各自运动变化形成的，已不属于本级五行运动之范畴，它是当前五行系统之子代，因此图中不用格框之。
它是新的五行继续发展和运行的开始，较母系五行已有了质的变化，但仍具有母系五行的某些特征，是继续运动变化着的新物质。
如肝之体用（酸味和辛味）交互作用产生了化味甘，此“甘”味，既非肝之体味酸，亦非用味辛，而是一种新的“味”，可以作为藏腑继续进行体用交互之物质基础，此“甘”可作为下一代脾土之用味，又可作为下一代肾水之体味，如此生生不已，维持着人体生命活动。

图之外圈五角处，各有“除X”字样，此是五行中相邻者母藏之用味与子藏之体味共同使用可产生的效果，所除之五病，皆是母藏所克制藏之主证。
如辛苦除痞，辛为肝之用味，肝木克制脾土，痞证为脾土证。它如“烦”为心火证，“挛”（图中为逆）为肝风证，“燥”为肾寒证，“滞”为肺收证等。此五证之治疗，皆可取图中角处母藏之用味与子藏之体味同用治疗。如：辛苦除痞，可用半夏泻心汤；咸辛除滞，可用旋覆花汤；甘咸除燥，可用大黄甘草汤；酸甘除挛，可用芍药甘草汤；苦酸除烦，可用栀子豉汤。
此五“除”证，均为救误方所治，多为寒热错杂，虚实兼挟，或有宿疾而新感者。

由于此图中之体、用、化之五味分属，均由藏气法于四时理论推导而出，五味的作用与四时之气化一一对应，故此五味亦即五藏四时气化之五味，是基于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辛散基础上的药物功效分类。它决不是仅仅由口尝而得到的滋味（当然可以包括口尝得知的滋味），而是中医气化学说在药物学说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

“阳进为补，其数七，火数也；阴退为泻，其数六，水数也。”解释了汤液经法图之哲学内涵。

用为阳，以顺时方向运动为进；体为阴，以逆时方向运动为退。
因为体、用首先是一对阴阳，进一步是阴阳之具体概念，故将体、用概念引入五行学说，实际上是引入了阴阳学说之具体内容，这是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融合为一的模式。

五行学说融入阴阳学说，不但使五类物质的运行有了顺时方向和逆时方向，而且产生了进退、有无、虚实等无数相互对立的概念，体用正是古代哲学家用来讨论这些问题时常用之术语。
认识到用为阳、体为阴后，以阴阳体用观点分析进退、虚实、有无、补泻等，本图之意就清楚了。

因为一切事物的发展只能随着时间的进展而进展，而时间不能倒流，具一去不复返之特点，体和用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其运动都是前进的，虽然体属阴而主退，但只是相对于用的前进而言，其乃是“蝇附骥尾”，日行千里。

方剂之补泻是针对症状的虚实而来，即治虚证者为补，治实证者为泻；虚实之辨别在于有无。《内经·调经论》云：“有者为实，无者为虚。”

当体或用有一方不足时，则二者失去平衡，而呈运动中的偏颇状态，即是病态。
无论用病或体病，都是正气不足。
用病为功用病，症状出现快而早，体病为器质病，症状出现慢而迟，此是用虚证和体实证之实质性区别。

由于用虚病为本藏之用气衰少而致，到本藏用气恢复时病将愈，致其子藏用气旺时，则痊愈。
从本藏用病发生，到子藏用气旺时，需要经历七次变化：子藏用气的影响，其所克制藏用气的影响，其克制藏用气的影响，其母藏用气的影响，以及其本藏用气的恢复等，到其子藏用气旺时而痊愈。
其间所受各藏用气特点影响的结果，使病证亦出现各种不同的特点。
治疗用虚病证，需要补助其各藏的用味药共七种，就组成了大补汤。如肝之用虚证，从本位用辛开始，顺时序依次取心之用味咸，脾之用味甘，肺之用味酸，肾之用味苦，复用本藏之用味辛，复用心之用味咸，而组成大补肝汤，共七种药物。
这便是图中所言以“阳进为补，其数七”之含义。

体实病则为本藏之体气虚所致。发病后，虽然也是随时间前进而发展，但它却是倒退发展的方向，即逆时向运动，这是人类的视运动，其实它仍然是顺时向运动的。
体实证出现后，依次逆向运动，历经其母藏体气的影响，克其藏之藏体气的影响，其克藏体气的影响，其子藏体气的影响，又回到本藏体气旺时而病痊愈。与用虚病一样，在各藏体气旺时，也会由于该藏与本藏生克乘侮的不同关系而产生不同的表现，因此在治疗体实证时，需要用药补助各藏之体味共六种，即可组成大泻方。
如肝实证，应从肝体味酸开始，逆时向依次取肾之体味甘，肺之体味咸，脾之体味辛，心之体味苦，复用肝之体味酸，共六味组成大泻肝方。
这便是以“阴退为泻，其数六”之含义。

五藏大补泻方例均符合此式，此谓之“常”；救误、虚劳大方，因证已兼杂，不合此式，此谓之“变”。

《河图》所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可知六为水之成数，七为火之成数。故称六为水数，七为火数。

七、金石之药
关于金石药，陶隐居以其卓越的仙才，将登真永年的金石药，应用到祛邪疗疾上。观《神农本草经》，上、中、下三品均以金石药为首；仲景曾用五石散防治王仲宣二十年后必死之病。如此看，金石药之作用，疗效远胜草木之品，故名“金丹”。
当今，金石药犹如一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随着社会在思想、体制、政策上的逐步解放，金石药的使用是很有前景的。特别是针对疑难重症，当代一些所谓不治之“大”病，当更有特殊之疗效。

八、六合辨证法
《辅行诀》治内伤病用五藏辨证，治外感病用六合辨证法。
六合者，东、南、西、北、上、下也。

《辅行诀》以六神方统治外感病，所治可用六个字概括：
升、降、出、入、寒、热。
升、降为中轴，出、入、寒、热为四维。
升：阳旦汤；
降：阴旦汤；
出：青龙汤；
入：白虎汤；
寒：玄武汤；
热：朱鸟汤。

此六神方实际上是法于天地四时之气而组织的方剂，其功用能调整藏腑气化之余缺，同时此六方亦是三对阴阳之方剂，可以平衡阴阳，以达到治疗目的。故此，陶氏称此六方“乃六合之正精”，“乃神明之剂也”。

仲景《伤寒杂病论》选用六神，改变方名虽有“避道家之称”的问题，但其也有实际需要之问题。所谓实际需要，是指《伤寒论》乃是三阴三阳体系。

二旦证之病机在于阴阳的升降失常，阳气不升，阴气不降，则上下不能交通而痞塞。
阳旦证如春季温升阳气之力不足，而冬寒收藏之阴气不降，气机痞塞于阳土胃，故见干呕等证；阴旦证如秋之凉降之气不足而暑夏之溽热不收，气机痞塞于阴土脾，故证见身热下利。

阴阳二旦为中土脾胃之剂，脾胃为一身气机升降之枢，可调节各藏寒热燥湿之气，可使在下之阳上升，在上之阴下降，故陶氏云可升降阴阳。

青龙白虎二证之病机在于气机的宣发与收降失调，宣发收降失调则内外出入失常，宣发乃春木之气，收敛乃秋金之气，故出入失常谓之金木相离。
青龙汤证为春木宣发之令不行，而金秋收敛之气亢盛，收之气亢则阳气不宣，敛气亢则水不蒸腾，故青龙证务必使内郁之阳气与水外越，使其汗出而解；白虎证为秋金收降之气不足而春木宣发之势有余，因而大热、大汗、大渴、大脉，故治疗又应助其收降水火，而汗止热清。此即陶氏所说“交互金木”。

朱鸟、玄武二证之病机在于清滋之气与温渗之气不能协调，真阴可以清滋，而上达心火之中，火中之水方可谓之真阴；真阳之气可温以化火，而藏于肾水之中，水中之火方可谓之真火，真火即真阳之气，此清滋与温渗失调则为水火不济。

朱鸟汤证为肾中真阴不能上承于心以济心火，因而失于清滋；玄武汤证为真火不能下潜以温肾水，肾水不得其温则寒而不化，不易排出而见小便不利，寒凝于内，遏虚疲之阳，容易出现腹痛和四末清冷症状，故玄武汤所用为温渗之药，这是陶氏所说的此二方可既济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