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我如何变成了民主的反对者

dylbn

由乌克兰台湾引起，从哲学上讲讲我如何变成了民主的反对者

提示：

流行的对民主理论的鼓吹，都诉诸于逻辑的假设、道德的愿望和体制的对抗中，却无视现实的检验、哲学的贯通和历史的传承。由乌克兰台湾引起，从哲学上讲讲我为啥变成了民主的反对者。如果看透，民主是世界上最败坏的制度，现代民主和雅典民主都将昙花一现殒于历史长河，而中国人正在经历一场壮阔的复兴，最核心的不是经济而是其传承两千多年的制度体系，并将重新赋予其现代意义成为对全人类的价值贡献。

鉴于本文立场极为反动，阅读请慎重。黑色粗体为简读版。

1，相亲遭遇的女公知

2，我曾经也是个愤青

3，读书人、公知和实干家

4，民主闹剧和中国的危机

5，股市启示1：重读政治的起点：一切都可能是错误的

6，股市启示2：往往绝大多数人都是错误的

7，股市启示3：永恒正确的规律无任何直接指导意义

8，股市启示4：基于专业分工应该委托有经验的人管理

9，对于民主常见的幻觉

10，民主终将是昙花一现

11，平等和自由：一个可爱的被误读的传统中国

12，重建中的价值：中庸之道、贤能治国、君子人格、社会自治

13，现代中国正待完善的改革方向

1，相亲遭遇的女公知

上周末赴一个朋友盛情牵线的相亲，去前据称是社会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就职事业单位，关键点是条件好眼光高，相亲无数，无人降服。对相亲的热情度不太高，但不会傻到穿越半城仅仅为了替人埋单，因此有所期待并怀着诚意。姑娘款款，落座，眉目喜人，谈笑清雅，大概相亲剧本都严重雷同，寒暄、天气、人生、电影八卦、秀逗的同事，彼此感觉默契，饭程过半，经过好一阵围而不攻，我捉摸大概到了需要交代收入和存款的节奏。我做好了准备，却听她缓缓问我：你对最近的乌克兰和台湾怎么看啊。

你可以设想一下我十分错愕，好比去一家基金公司求职面试时被问到了你的生辰八字或会不会种庄稼，大概我同她工作清闲相比已被忙碌吞噬了关心地球仪的闲情逸致，乌克兰和台湾有什么联系，贸易往来？经济危机？我大概知道她所指是占据微博的政治动荡，但我不知道事件详细过程，也不知道她提问的要点。其实我有一种冲动想学禅师说这关我鸟事，我想转移话题糊弄过去，这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很快把话题转移回来，开始从她的角度用充满热情的语言阐述，并明确的指向一个关键词：民主运动。

这篇文章不准备复述一个啰嗦的相亲故事，省略过程，以下大概是她的观点：

年轻人永远是一个社会最有进取心的人群，他们众志成城在基辅广场上毫不妥协的对抗，终于赶走了独裁者，为乌克兰赢得了民主的曙光，但遗憾的是在野蛮人普京专制主义的侵略下，东欧地区原本走向全面胜利的民主事业正面临侵蚀和倒退；

更遗憾的是，当今中国从政府到民众沉浸在对眼前肤浅繁荣的陶醉里，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很少人关心人类正义和民主价值，他们不仅不对25年前发生在天AM广场上的惨案道歉，在今天竟然还与独裁者为伍变相支持一个大国对一个民主邻国的占领；

所幸的是，在另一端的台湾，经过多年启蒙教育的大学生血液里已经浸染了民主的精神，当他们不接受政府强权通过的法案时，他们不止是语言抗议，而是用占领政府这样勇敢的行动，去捍卫属于他们的权利。不管是基辅广场、天AM广场还是台湾的立法院，青年人不守规则的抗议尽管带来一些破坏，但他们的行动启迪了人民，正义的规则和自由的社会都只有经由鲜血才能降临。

由于她的讲述感情充沛，情绪又远远多于推理，而其中的每一个论点，在我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一时仓促应接不暇，我的首要任务毕竟是相亲。我照顾她的情绪用尽量委婉的语言表达了我的一点看法：

为了客观，首先应该拒绝亲附一方和预设立场，应该用实验观察者的心态，重视结果带来的检验。乌克兰继承了前苏联大量遗产，独立后经济却每况愈下，基辅广场上的民众用非法和暴力手段赶走民选总统，这已经说明他们的民主制度遭到了抛弃截止目前是不成功的，季莫申科获释新的议会领袖上台，对外处在欧盟和俄罗斯夹缝，对内陷于西部亲欧东部亲俄的对抗，一个有领导力富有远见的领袖在用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执掌执政权后应该立刻奉行现实主义的立场用折中主义的策略调和内外，避免外部力量的对立和内部民意的分裂，但事实证明他们完全不具备领导一个国家的才干，迅速激发国内国外的矛盾，让领土成为别国鱼肉，并把希望幼稚的寄托在欧美大国的仗义相助；

对25年前北京广场上的悲剧，其中原委对错暂时略过，同样从结果来看，邓XP不是一个读书人，也不是一个道德家，作为一个掌兵的实干家，他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做出了唯一正确的决定，避免了国家陷入动荡和崩溃，尽管我们可以把武装下淋漓的鲜血和随后的心理震慑带来全民政治冷漠看作代价，但他为其后25年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为13亿人带来一个得以漫长发展的黄金时期，从这个角度，他无愧于一代伟人；

而至于台湾，暂时不去争论他们是否在捍卫民主的价值，从结果来看，台湾的经济近十年来竞争力逐年下降，如果愿意扩展，还可以加上香港，他们近年同样出现抵制大陆的民意趋向，一方面，他们曾经的优势产业被崛起的大陆经济赶超，另一方面，面对扩张为最大市场的大陆，香港和台湾出现了日渐封闭的心态，与此对应，更加开放的韩国对中国的经济融合进程却在加速，所以你看到诸如三星这些品牌的蒸蒸日上而台湾的品牌却在加速没落也就不足为怪，那些占领立法院要撕毁和大陆扩大开放的服贸协议的大学生，损害的是他们毕业后的福利，台湾民众自命高贵的骄傲不是来自他们建立的民主制度，一直民主的菲律宾从来没有骄傲，优越感只依托在卓越的经济，失去了发展，制度将毫无意义。

我已经温和了我的态度，也不打算进一步展开这个枯燥的问题，只是小心翼翼的总结和试探：如果一个立场和价值观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总是与现实悖逆，要做的大概不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而是停下来，等一等，再改变方向。但可能归结为我的情商不够不能揣度女人的情绪迎合她们的心思，总之她变得有些生气甚至不再淑女直指要点问我：难道你不支持民主制度这类普世价值吗？她凝重而尖锐的眼神仿佛让我看到了昂山素季、季莫申科、蔡英文、希拉里们的影子，这些女人一点也不可爱，我停了少许一会，不愿违逆我的本意告诉她：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多元多彩的世界，所以才需要彼此包容也带来相互欣赏，你们社会学的老前辈费孝通有句话说得很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观点不同并不影响相亲，我不赞同民主制度，也不赞同普世价值。

她有些被激怒了，用我吃惊的方式宣告道：我们的价值观存在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不适合进一步发展感情。这一顿饭就在后来僵硬的气氛里拖到结束，穿越半城，果然落得只为埋单的结局。

温情脉脉的宣称要为人类带来永久福祉的普世价值，其实并没给信奉它的人带来宽容、平静以及尝试幸福的机会，相反，让他们心里充满偏见、拒绝接纳新的观点、以此划分敌友，甚至在逻辑底层上和人体炸弹划分异教徒没有差异。

我那时遗憾的望了望窗外桃花正盛开春光正明媚，在这样大好的日子里和一位美女讨论政治问题显得多么的辜负风景。其实，任何一个有良好秩序运转着的国度，倘若要成为一片有远大前程的土地，他们的年轻人应该关心旅行、运动、读书、听音乐，哪怕是好色，他们最不该做的恰恰就是关心恢弘的政治。

2，我曾经也是个愤青

这次不愉快的相亲促使我想写这篇文章表达一些心路历程，我曾经也是一个向往民主的愤青，并且努力愤得深刻点，初中时开始看南方周末一看就是七八年，高中时开始读杂文报一读就是两三年，一进大学就开始混迹于高校论坛灌水批判政府并试图组织有些立场反动的社团，以思想和行动上上对抗政府来彰显个性和不凡，甚至释放青春里热血的荷尔蒙。

直到有一天，我走到不管哪里思考任何问题都发现身后附着了一双无形的手，他抽象于哈维尔雷震曼德拉并带着英雄主义的光环，像宗教一样有修行教义，也有一个成功后的彼岸天堂，指挥我变成一个似乎应该成为的某类角色，为某一个遥远的不可置疑的民主自由的理念去献身，开始接近一个演员或者一个木偶，我渐渐厌恶我自己被神秘力量操控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一并鄙视修行远高于我的那类人，他们活跃于报纸和网络上，永远像传教士一样慷慨激昂，讲述着自由民主人权宪政这些从教廷那里传抄过来的词句，那个时候的他们才刚刚有一个光彩十足惹人羡慕的名字，叫公知。

再后来读到一个有趣的历史旧案，更令我直观感到国家追求虚无价值和实用主义原则之间的距离不是心理落差人格高下，而是生死存亡。春秋时期宋国国小兵弱，但宋襄公却不听劝阻有会盟天下图霸之志，大力推广儒家的“普世价值”仁义道德，在与其时最强大的楚国自不量力的决战中，再次不合时宜大讲普世价值，坚守古训“不鼓不成列”的决战道义，不肯采纳乘敌半渡时出奇而击的策略，结果兵败生死为天下笑。而反观晋文公退避三舍以道义作掩护施用计谋打赢图霸之战，成为号令天下的真霸主。讽刺的是后世掌笔的儒生在撰史时，感念其仁义地位而赠予其名不副实的春秋五霸。毛ZD对此曾直抒胸臆的写下“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现代社会许多对民主理念孜孜追求的小国领袖和文人公知，和宋襄公何其相似，迷恋在蠢猪式的普世价值之下。

我醒悟后，关心私事便多于政治，毕业后几年开始投入安生立命努力赚钱的洪流，境遇世事多艰，更加发现思想和行动的距离，一件事是由多少细节构成，成功是如何求之不易，对执政党过去多年取得的成就发自内心的钦佩。回首来看，我已经走向了曾经的对立面，不再反对政府也不再向往民主，唯一怀念的是曾经的年少气盛和昂扬斗志。但别轻易赞许，因为一切斗志本身都需要首先冷静怀疑。

从我最初关注公共话题以来，我们社会的话语空间如影随形时浓时淡充斥着贬抑民族、颂扬欧美、否定政府这样一种语境：

（1）华夏民族的历史充满专制和黑暗，我们的政府充满独裁和腐败，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都隐藏在我们有先天缺陷的历史文化、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中；

（2）欧美世界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理性、法治、民主这些美德的发源地和传承者，孕育出现代的累累硕果，以至于他们的一切制度、文化甚至习俗都高贵而引人入胜；

（3）中国尽管取得了如今的经济成就，但这背后掩盖着无尽的环境污染、人权牺牲和执政党的原罪，这导致一个畸形而不可持续的社会，暴富缺乏精神并且弥漫着广泛社会不公，如果中国要实现彻底的现代化，需要越早越好的融入民主政治践行普世价值这条人类社会共有的正义道路。

我不知道作为读者的你若碰巧读到了这里，上面三点中是否也会有一些元素经由公共议论的潜移默化早已植入了你的思维中，在我看来，这三条都是极为典型的情绪饱满而逻辑残缺却横行世界经久不衰的观念。后文将谈到，我的立场几乎与此相反。但这里需要先谈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这些普遍流行的观念偏见，是如何，在不同的人群之间蔓延演化并最终可能动荡社会的根基。这涉及到与此话题关系最紧密的三类人：读书人、公知和实干家。

3，读书人、公知和实干家

历史和现实的文本都操控在文人的手里，从史家、诗人到律师、记者，所以我们能看见文人被慷慨赠予了太多世间有关道德和情怀的美好词汇，对文人的歌颂如此泛滥，以至于有必要警醒是否因为他们的自我吹捧，而存在过誉之嫌。本文所称的文人，主要指以文字组合为对象的人文工作者，不包含以手工、数理为对象的工程师、自然科学家。比文人更广的是读书人，读书人自然包括文人，但其中标识最显著活动最集中的莫过于青年学生这个庞大的群体。

不管是学生还是已经走出象牙塔的文人，只要他尚未被这个世界的铜臭和功利重度污染，他的思想空如原野等待生长或正在追求更复杂的构筑，他与同伴为伍、学习、阅读、书写或者思考，他就可以被称为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第一个重要特点是倚重于透过文字去接触世界，因此与世界复杂的真面目脱节，容易轻信直觉和诱骗，与普通人比较他们更容易，富于同情却未经历苦难沧桑，充满善意却少面对世事艰难，长于规划却不知道执行中有多少迂回曲折，爱做单纯的梦却难料到世界不得不与各种缺憾妥协共存。读书人更简单也更赤诚，更容易受到来自动人的音乐和优美的口号蛊惑，为一种情结倾注感情许以终身甚至舍生忘死。

读书人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倚重于思维去理解世界，因此拥有智力的优越感，并且由于洞明世事的自信，对现存权威有天然的叛逆感。不管他是在校学生还是职业文人，身份的自我暗示和来源于经典读物的催化，都令他们更容易自信掌握了这个世界的真理，并用所获悉的理论尝试解读世界，并在解读的过程里自我强化。读书人，尤其是当他的思维世界还是荒原时，很容易对成体系的理论敞开大门，并任由其盘踞在内心深处，智力上的自负会通过寻找各种证据和文献来强化这种忠诚感，甚至促使他们与世界为敌，他们的勇气来源于坚决捍卫真理，哪怕事实上只是偏见。所以文人总是容易轻易的否定我们的祖先，国家，社会，仿佛周围的一切从根上都是错的。

读书人中的一部分，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拥有第三个特点，缺乏压力感，因此更容易将他们的轻信和叛逆付诸实践。他们受着长辈的辛劳呵护，沉醉在文字世界，无需承担生活所累，他们的热情会释放在歌谣和恋爱中，而乏味会唤起对意义感的追求，平庸会唤醒对崇高感的追求，在一些特殊情境的诱使下，他们的热情便可能释放在另一种更充满刺激感和光荣感的事业：呼朋唤友为真理而战，乌克兰的街头抗议，台湾的冲击立法院，也包括古往今来的一切学生运动和青年革命，直至英勇无畏寻求牺牲，此刻的死亡只会光大荣耀。

读书人中的另一部分，他们已经浸淫社会多年，在文字和智力上的前行更加遥远，对世界的参悟更加自洽，他们怀揣着自足的思想观念渴望改变社会，成为国家领袖、政府智囊或者一方诸侯、企业大佬去践行理念，但思维力制约了行动力的强度，他们的世俗成就往往不能满足他们的雄心，于是产生挫折感，衍生出与既存权威的对抗感，进而萌发对新生权威的依附感。他们转向教化民众开启民智赢得信众的拥护，或者投靠强人辅佐大业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行动力，以此期待获得影响力、崇高感和成就感。他们在古代可以是上帝虔诚的牧师，某个荒野破庙聚众谋反绿林好汉的军师，也可以是当今活跃在微博上传播普世价值的公知。他们中的勇敢者和杰出者，甚至会在智力上走得更远，吸纳过往的所有思想，发展出一套超越历史的理论系统，以此作为武器去解读、预言和重构世界，他们渴望的已经不是改变小社会而是改造全世界。他们中知名的人物有宗教创立者、卢梭、马克思、以及怀着崇高理念刚刚上路的革命家。

在读书人和公知之外，还有一类，他们也许曾隶属于读书人，甚至隶属于公知，但他们经过现实社会的艰难打磨，意识到过去经由书本和受教得来的理念无法胜任世俗中的难题，他们选择放弃迷信，不再倚重文字和凭空的思考去认识世界，而转由行动和经验。他们自此不再是读书人，他们聚纳资源和能量，进化为富有行动力的世俗强人。是实干家，而不是读书人和公知支撑我们社会的运作，他可以是送外卖的工人，做三份工养育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是创立华为的任正非，也可以是正在领导国家的领袖。对于共和国的缔造者，当他在橘子洲头恰同学少年时，他是读书人，当他呼吁中华联邦制或写作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类似于一个公知，当他喊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时，他终于告别了幼稚的读书生涯，而进化为一个实干家。所以如果站在一个熟读经史又身经百战的实干家的角度，他骂北大是水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世界全球化，不仅是商品物流金融生活习惯的全球化，更是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全球化，对于一个体格弱小的国家，在思想市场上，总是面临强势国家的思想倾销，更高贵的品牌形象，更低廉的获取价格，更庞大的营销体系，以及无数自甘成为促销师和售货员的公知。思想倾销的目的，和其他一切倾销一样，不是为了在销售环节里获得直接利润，而是为了冲垮原有的市场生态，达到渗透和全面占领。强势国家会通过荣耀授予甚至伪装为公益用途的经费支持公知，公知则怀着宣扬崇高理念的无上情怀和获得影响力与成就感的私心与强势国家结成无形同盟，读书人则轻信这个社会公知们热衷传播的流行价值观，在一些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在强势国家、公知以及反对党的齐手鼓动中，读书人手牵手肩并肩，成为革命运动的先驱和先烈，为背后的野心家献出热血甚至生命。

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势的思想商品自然是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这类普世价值，包装精美，并且集中了世界最富天才的营销专家，众多国家的年轻人，正陶醉在这些商品里随时准备颠覆国家。

4，民主闹剧和中国的危机

重新回到前面谈及的乌克兰一类小国的广场革命，我的看法很简单：小国在国际舞台有一种婴儿撒娇的错觉，群众在政治广场上有一种主人发怒的错觉，他们一个是大国角力的牌桌任人掌掴却渴望有人为其伸张正义，而另一个只是政客博弈的筹码任人摔掷却期待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由、民主、人权这类普世价值从来都只是薄如蝉翼的遮羞布、拐骗儿童的糖果、包藏鱼钩的诱饵，但他们打扮得精致、乖巧、又喷香示人，和魔鬼降临人间一样，当初都披着惊艳的外衣；小国志存高远却不能审时度势，政客工于心计却匮乏治国韬略，青年人勇于献身却陷于头脑简单，对一个动乱的国家而言，需要的是果敢的实干家恢复秩序，而不是任由读书人和公知高谈阔论。

如果我们不是如同文人一样轻易把问题诉诸于感情和信仰，而是借鉴历史并用理性去思考，以上原则原本如此浅显类如常识以至于根本不需附加语言去论证，遗憾的是古往今来却有前赴后继自许追逐美德和正义的人在这些问题上展示着他们的纯洁、天真、生活在被人呵护的襁褓里、智力上尚待成长和发育。如果非要增强一下说服力，可以简单借用三位欧洲强人的语言，他们都来自于西部乌克兰人幻想着要去投奔的邻国，分别被历史铭记为伟人、英雄和大魔头：

公理和正义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这个时代的重大的问题不是演说和决议所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只有铁和血才能解决；大自然并没有为任何民族或种族保留这片土地的未来所有权，相反，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可以供批判用）

站在更长远的历史维度来看，2008年欧美的金融危机成为一个转折的序曲，当欧美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经济却在年复一年的被唱空中突飞猛进，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涉及人口最多跨度最长速度最快的惊人经济增长，这个事件催化了世界探讨民主世界的病痛和生机勃勃的中国模式。但是仅仅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的制度信心是缺乏逻辑、理论脆弱因此未来摇摇欲坠的，眼前的春风得意和乐观气氛，甚至可能于一朝一夕在人们失望的情绪中突然崩溃。

近一两年来，财经界忧心忡忡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和陷阱，失衡的产业结构和庞大的政府债务、扩张的阶层差距和发酵的社会矛盾、在挤泡沫和保增长之间的两难抉择、利益格局的僵化和改革的步履维艰、潜在的经济危机和全面的社会失控。经济领域的危机并不可怕，同人体要生病一样万物皆有周期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经济危机是洗礼也是良药，真正的危机在于经济衰退几乎必然带来的对政治制度的信心动荡，这种危机可能酝酿着对一切既有成就摧枯拉朽的能量，我们的社会对此忽焉不察至少准备不足。

一出又一出的闹剧暂时给向往民主梦境的热情降温，但在未来经济叠加政治的危机可能到来之时，中国也许再现政治道路的迷茫重演小国广场上的悲剧。乔装成友邦的外国力量不仅用普世价值更用美钞和枪械点火助力、蠢蠢欲动的异族立刻分土裂疆、摩拳擦掌的权贵准备瓜分财产、野心勃勃的政客趁机篡夺权位、文质彬彬的官僚被动投诚纳降，他们是捕猎者也是合谋者占据舞台中央，但为他们打开局面的是自命正义的公知冲锋在微博和广场上扮演启蒙者和先知、山呼海啸的学生在燃烧的爱国热忱和美好的民主蓝图里奋勇成为民族的良心和英雄。充满十足讽刺的，国家的未来，葬送在读书人和公知这些幼稚的充满幻觉的爱国者手里，连同人民的自由，丧失在炽烈而不顾一切对自由世界的追逐里。

5，股市启示1：重读政治的起点：一切都可能是错误的

和传教一样，政治词汇也有一套专门的话语体系，它使政治论点变成晦涩的学院派的领地，制造出文人在谈论这些议题时对公众俯视的姿态，于是创造出一个词语，名曰启蒙。意指少数聪慧的、神启的、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将普世价值的理念循循善诱的教育如你如我这般愚钝民众，以启迪开化我们的蒙昧。

我们需要被启蒙吗。先不必得出结论，暂且换个角度，我们能抛开既有的话语体系并拒绝引经据典仅从常识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社会和政治运转吗？我是一个在金融里谋生的碌碌俗人，但却观察到一点，人类交往是由人性交织在一起的，自然也包括金融业。如果我们如禅悟一般相信见微知著一沙一世界，或者我们重温一位前人流传百年的金句“投资如山岳一般古老，因为人性永恒不变”，股票市场和政治运行都是由异彩纷呈的人性构成的，所不同的是，股票市场用更有强度的人性冲突和即时反馈的涨跌起伏来给出结论，我们或许可以从股票市场的运行里得到几个与政治制度有关却意料之外的结论。

首先，股票市场里一切都可能是错误的。

在股票市场有交易经验或者仅仅有所观察的人应该知道，市场是唯一的裁判，只有交易结束定格的数字是正确的，在这之前一切形形色色的预测判断都可能错误。这一切，包括任何一个参与者的直觉、经验甚至是绞尽脑汁经过周密推理的判断，包括任何教材秘笈任何理论模型所作出的推理，包括任何来自国内外证券基金研究机构的报告，同样包括任何投资大师业界权威信誓旦旦的预测。在股票市场诞生的三四百年来，数不尽绝顶聪明的人在其中折戟沉沙，赚得富可敌国的好手在无法克制的野心里最终走向灭亡，参悟天体运行却炒股大亏的巨人牛顿、以及隐藏起投资挫折对外谎称回报超群的经济学泰斗凯恩斯、经历过数次神话般的崛起最终自杀的利物莫尔、业绩璀璨夺目却走向破产的长期资本投资、知名如索罗斯巴菲特的所有预测甚至投资操作中都包含着惊人的失败率。津津乐道的段子或可为佐证增加一些趣味：多次试验表明让大猩猩掷飞镖选出的股票池跑赢相当部分镶嵌金玉的华尔街专业基金经理的投资组合；过去五次经济危机中，经济学家们超额预测出了十五次，于是他们决定偷一次懒，集体缺席最近对次贷危机的预测。诸如此类。

人们稍加冷静，就能接受股票市场和经济运行中判断的可错性这个残忍的事实，这些预测是来自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或学富五车的诺奖泰斗，每个预测的背后都有翔实的数据和逻辑的推理去支撑，更关键的是，来自于聪慧的头脑。真正懂得投资市场的人，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发自内心的谦卑而充满敬畏，极少对不确定的未来做出明确的判断，那些妄称凭借其过人才智懂得未来的人，不是尚未入门的毕业生就是心怀不轨的江湖骗子。股票市场是人性浓缩的博弈场，它荟萃了每个参与者的贪嗔痴念以及心狠手辣，与日常世界的微妙差异是，现实社会总是较为温和的，你对情感工作历史政治的判断经常犯错，但对错之间兴许并不鲜明，或者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被验证并且只带来有限的损失，而股票市场尤其那些短线交易者，每天都在被市场检验，正确的得到盈利错误的承担亏损，那些过于自大不能克制人性缺陷的交易者只有走向破产。

我们生活在一个成功者高声喧哗的世界，基金经理也好企业家也好甚至扩展到各个行业成就非凡的人物，恐怕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误解了他们的成功中有多少是得益于他们可以永恒成功的意志和智力，又有多少是得益于他碰巧所处在的位置、方向、抑或命运对其的奖赏。越是变化缓慢的领域，越是很难得到检验和淘汰，因此充斥着太多的侥幸者和滥竽充数。

所有的人文社科领域讨饭吃的人，文人记者也好，学者教授也罢，他们应该庆幸他们生在一个好的行业，因为他们的一切推论都永远无法被彻底检验，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宣称他们掌握了真理和永恒的价值，可以自圆其说宣讲历史规律政治原则，并对现实世界慷慨激昂指点江山，世界回报他们那些也许本质上是错误的观点，以荣耀和信众。（这其中相对不幸的大概是依赖逻辑和模型最接近科学的经济学了，他么的成果常常被下个季度的经济数据抽耳光，但这也不妨碍他们获得诺贝尔奖并指导一个又一个国家推行彻底的私有化、自由贸易和竞争性政府并葬送这些国家的前程。）他们也许是真诚的怀着炽烈的热血追求着崇高为人类贡献着殚精竭虑，但他们不会自知，他们一直迷失在对自我智力的高估和确信中，他们对社会的指指点点，和那些活跃在电视屏幕报章杂志上的股评家，甚至招摇撞骗妖言惑众的术士其实没有质的区别。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如此有限，所有人文社科领域业已取得的所有成就，总合在一起，也只是人类在通往遥远真理的道路上，在原点附近的渺小徘徊。如果我们相信一切都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就不需要迷信任何先知，从宗教的创立者耶稣、默罕默德、释迦摩尼，到学派的大师洛克、卢梭、马克思，再到一切声名震赫人间的国家领袖，更别提那些在微博上因为多读了几本书或者功成名就就以真理在握的姿态传播偏见煽动情绪的公知。一切都可能是错误的，这个前提应当作为一切问题的起点，所有看起来确定的定论都需要被重估。欧洲人民用数千万生命的代价，知道了法西斯主义是错误的终将穷途末路；苏联人民用漫长的物资匮乏和贫穷，知道了计划经济共产主义是错误的必须改弦更张；如今对盛行世界的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是什么底气栽培无穷的学者、政客和文人公知们，促使他们怀有不可置疑甚至远胜于对爱情的信仰。

一切已知都可能是局部一切判断都可能是错误，但是文人偏偏迷恋预测并试图建立新世界。他们兴奋于扮演造物主或先知的角色，用宗教一般的狂热鼓动人民改天换地，他们的理论体系，起始于以偏概全的方法论，迷恋于万能的神秘主义，迎合了人性深处的自私自利和狂妄自大。作为人第一缺陷的自大，根深蒂固于人类漫长的进化史，如果我们想更好的生活，我们应该收敛我们对世界的了然于胸，更应该收敛的是那些轻易就把我们内心的理念施加于国家和世界的冲动。不管我们多么善意和确信，我们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代价巨大甚至无可挽回。

基于一切都可能错误的起点，面对政治问题应该有全新的原则：对于一个有良好秩序的国家，任何一种企图瞬间改造国家的理论都要被抛弃，不管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民主主义，一切动议都应该拒绝犯颠覆性错误，多元试错渐进推广；任何一个群体和政治共同体，不应该信奉任何一套奉为神祗永恒不变的思想理论，不管是原教旨的宗教教义、僵化后的马克思主义或已经定型的民主普世价值，一切理论都应该置于审视并动态更新；任何一个组织和政党，不应该把全部权力长期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之下，一切权力都应该适度分权并在时间上设置终止节点。

6，股市启示2：往往绝大多数人都是错误的

如果翻一翻客观的统计数据，在股票市场有一个十分残忍的事实，相当长时间里平均来看，所有的参与者7亏2平1赚，对于叠加杠杆交易更频繁波动更剧烈的期货市场，甚至高达95%的投资者是以亏损收场。如果把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当成人类有史以来最浩大的社会实验，其参与人数之广纵横时间之长经历各种意外情况之丰富保留数据之完整翔实，恐怕没有任何人文学者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对模拟实验的观察能够超越。很多流行的观点试图认为，多数人投票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但他们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一个事实：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为什么大多数人往往是错误的，这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其一，个人与他人的比较。不管我们从事什么工作，我们都对自己的专业有独特的理解，哪怕我们无所事事成天吃喝嫖赌，我们也会对如何消磨时间以及排解欲望的窍门有所感悟。在我们所熟知的领域，就算我们不比别人更优秀，也至少是半个专家，我们会对他有发言权，至少有建议权。对于任何一个命题，不管是投资股票，行车走船，还是治理企业和国家，并不是每个人都以此为专业，即便初有涉猎，绝大多数人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比不上专业人士，纵然在专业人士之中，对信息的占有和理解也相差悬殊。每个人都可能错误，但非专业人士的错误概率远大于专业人士。因此绝大多数人都是错误的，首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人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由于流行观念的蛊惑人心，少数需要专业技能的事务被错误的推广成了全民事务，非专业人士成为专业问题的裁决者，例如全民炒股，以及公共政治。

其二，群体中的个人与独处的自身比较。一个人在独处时，他可能是清醒而明智的，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独立思考并做出判断。但人类从猿猴开始的加速进化正得益于人类成为群居动物，我们的祖先把自己寓于群体的保护中，分享群体的体温、食物以及生活的经验，这个过程通过进化对基因的筛选，使祖先们保留了一个得以更好存活的特质：从众（羊群）效应，有许多敏锐和极富洞察力的学者阐述过这一现象。从众效应使个体节约脑力的判断，并直接动用群体的智慧，加速了知识和信息在代际和群际之间的传播，居功至伟地使我们的祖先发展出如今的辉煌文明。但正如盲肠一样，某种程度从众效应也可以称为现代人的进化残余，使我们的本能里植入了大量缺陷。独处会让我们感觉孤独、被抛弃、缺乏存在的意义感，相反，我们相拥入集体，我们感觉温暖、相互扶持、充满为共同利益献身的使命感。一群人经由组织而成为一个集体，不管是通过有形的捆绑，无形的对共同观念的信仰，在音乐会共同的乐声里，或者是出现在广场上呼喊一个口号，为了一个理想的明天戮力同心的奋斗，独处的人就宣告终结，他改头换面成为一个集体的人。从独处到集体，通过身心的交付，他失去了个体的迷惘换得了与集体同呼吸的安全感，他的个人幸福感寓于集体的成就，他为使命勇于献身，并无比忠诚于集体的共同意志。而集体的意志掌控在集体的传媒手中，这些传媒也许会宣扬一个共同的领袖，或者一个来自体外的阴谋家，又或者根本无从查知起因像病毒一样无中生有的观念，所以集体容易失控，变更诉求甚至走向初衷的反面。

股票市场是最佳的检验从众效应的舞台，无数投资者没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跟着市场风向追涨杀跌，在市场亢奋的时候投入全部身家，在市场跌入谷底时却选择清仓立场。这个过程里，总是有少数先知先觉的人，或者从一开始就在利用群体的从众效应设置陷阱的人，举着猎枪瞄准大众，以别人的血肉充实自己的衣钵。所以绝大部分人在股市中的行为和判断都是错误的，因此结果是无奈的亏损。

民主政治也同股市一样，落后国家在普世价值的强势宣扬下，把那些信仰民主自由的大众汇聚成一个集体，在共同的信仰下互为同志，剥夺他们独立思考接纳非普世价值理论的机会，然后催生出广场运动。一旦汇聚在广场，集体的范围就愈缩小，个体的理性就更彻底的枯竭，他们跟随群体同进共退，那些造反的领袖、海外的势力和脸书微博上的标语，像毒气进入真空一样，迅速吞噬他们的判断力接管他们的行动方向。最初也许只是为了逃课、好玩、减税、反腐败，到后来变成了反总统、反政府、反宪法、反对政体，把一个也许有缺陷但尚存秩序的国家，推入无可恢复的动乱、战争、贫穷和疾病中。无数国家的悲剧证明，在广场上的人民，尽管他们数量广大众志成城，但他们的诉求错了。不管是股票市场还是广场政治，凡是人多的地方都要戒之慎之避而远之。至于选举，就更是如此，他们没有充分的信息去了解竞选人的能力，相反在媒体的操控里听信口号宣传和巧言令色，情绪更容易受到党争和资本的摆布，尤其那些动荡中的民主制度，群体性的选民易于短视、轻信和被蛊惑，甚至兴高采烈将那些会出卖他们未来的人推上舞台。

7，股市启示3：永恒正确的规律无任何直接指导意义

文人有天性追求终极真理的倾向，只要智力允许，他们就会接连不断的制造各种各样的学派和理论系统，这些理论无不气势恢宏野心勃勃的去阐释世界并指导未来，不管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唯心还是唯物，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义和信誓旦旦的决定论。但只有拉开历史宏阔的视野，我们才能发现这些理论不过都建立在脆弱的沙滩上，用以偏概全勾勒世界的面貌，卢梭的社会理想显然描摹于日内瓦，韦伯的资本主义伦理显然局限在西北欧，马克思的人类阶级史显然忽视了亚洲，耶稣的上帝必然是犹太人模样，而释迦摩尼的佛陀显然是南亚人模样。

股市中的投资者，其实也一样。他们学习各种投资理论，从蜡烛图、道氏理论、波浪理论、车载海量的指标以及最近的缠论，或者每天观察股票走势，用过去一周、一月或一年的波动数据去总结独家规律，妄图凭这些理论一劳永逸的透彻理解市场，并在明天开始的投资里赚取大钱。寻找终极真理的文人和寻找股票秘籍的股民，本质上是筚路蓝缕的同道中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在股票市场长期稳定盈利。这话似乎在说，股票市场没有发现终极真理，但立场又不够严谨。股票市场里想要盈利，有一句话放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而且只有四个字，那就是高抛低吸，它可以被认为是股票市场的普世价值。但这句话容易理解却根本无法指导任何人赚取真金白银。其实，人类世界从来都没有普世的价值，因为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人构成的，而人性相互博弈并且漂浮不定，那些宣称普世的理论，要么是尚未发现与之矛盾的现象，要么是故意遗漏了重要的信息以至于足够空洞，对我们的生活毫无指导意义。

西方各国宣扬的普世价值，首先在启蒙时期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下人与人的敌对状态并处理国防社会救济等公共事务，全体人民和政府订立契约让渡一些自由权利以换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正如洛克谈政府用虚拟的圣经故事来做论据一样，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发生过全体人民订立契约的事。即便有这样的契约时刻，一个国家的所有权既属于现世的人民，也属于往世的先辈，更属于未来的后世子孙，没有哪一代人有这个代表权，可以一劳永逸让渡全体人民的权利。如果我们丢掉幻想，就能很清楚的意识到权力和政府的诞生，和动物世界一样，首先源于暴力，而不是童话故事。

如果非要从人类的漫长历史里提炼一些通行的或者普世存在的价值，也从来都没有民主人权宪政一类的概念。人类首先和生灵万物一样，生存和繁衍是人类的第一价值，延续自己的基因，扩张自己的种族，这根植在我们的本能里，所以产生了求生的欲望、食欲、性欲以及占有的欲望。当人群渐渐减弱生存和繁衍的巨大压力后，人类诞生了第二套价值，那就是平等和自由，强壮可以欺凌别人的总是少数，多数弱小者更向往分享等量的土地、食物、财产、异性和休息时间，并免于任何奴役。对于这两套价值，人类都一直在苦苦追求，从来没有充分得到满足。

一切后世的价值若威胁了第一价值生存和繁衍，都显得不合时宜需要被修正；在大体满足第一价值的前提下，人们会继续追求第二价值平等和自由。饥肠辘辘的难民、被压迫被奴役的平民，为了生存繁衍、平等自由，不惜发动绵绵不断的暴动、起义甚至革命。在人类诞生之初，并不存在美德，诸如照顾弱小、友爱互助、残杀同类、抢夺食物可以并存，它们都只是生存繁衍的本能。在人类的进化里，那些更有助于群体扩张的本能渐渐被鼓励，成为美德，例如族群内的杀戮成为了罪行，而对敌人的杀戮则成为了英雄。因此当国家诞生后，那些取得社会认同的价值本身即成了文明的目的，也成了文明的工具，一切美德都是为了更好的为生存繁衍服务，如果为了强大自身削弱敌国，本国会不惜代价将毒药包装成美德送给他们，甚至赠送者真诚地认为这属于美德。没办法，人的天性就容易发自内心认为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是正义的事，就像普世价值，也像美国人的名言“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也许必须杀死一半菲律宾人才能使另一半人的生活改善到高于他们目前半野蛮状态下所能达到的水平”。

但我们即便知道了生存、繁衍、平等和自由是我们追求的最高价值，也不能为我们建立怎样的政府提供任何积极的指导。在理想的终极状态，平等和自由可以相互推导，但在现实中，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更能保护我们，还是一个更小巧的政府能让国家繁荣，我们是追求更极致的平等那必将损失自由，还是追求一个更极致的自由那必将有损平等。这些问题，价值本身并不能帮助我们，伪装在普世价值里面宣称包治百病的民主宪政，更不能帮助我们。

8，股市启示4：基于专业分工应该委托有经验的人管理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也不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而是社会分工。在人类诞生的最初上百万年里，人类经由自然选择的进化极为缓慢，诸如咀嚼和喉咙发声这样的功能都经历了以万年为单位的漫长周期，在最近的6、7000年历史，人类诞生了越来越多霸道的国王和精巧的工匠，人类的文明，才以火箭加速几乎脱缰的方式跃迁。人类进入复杂社会以来，所取得的每一滴成就，都赖于精细的社会分工，正是分工聚焦了工匠的精力扩张了人类的效率，使各个领域的经验和探索都沉淀为知识，使我们的进化主要不再体现在基因里，而是堆砌在图书馆，一代代得以传承。

人类在真理遮蔽暗无天日的旷野里艰难前行，能指导我们前路的不是关于这片旷野边际和沟壑在哪里的图景想象，也不是坚信大踏步就能战胜脚底险象环生的澎湃激情，而是我们来路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并依靠我们的谨慎小心摸索前行，每走一步，逐渐增加新的经验。任何天真的幻想和激进的主义，都可能使我们葬身脚下。

如果说在股票市场中一切都可能是错的，大多数人的决策也是危险的，也没有任何永恒正确的独门绝技可以指导我们获利，但我们又想把资产配置在股票市场，该怎么办。这种需求出现以来，市场给出了答案，诞生并发展出体量庞大的资产管理市场，不管是共同基金，还是私募基金，总有无数的专业人士沉浸其中，把炒股变成一项精致而深奥的职业。同样的道理，基金经理的投资也可能是错误的，基金净值的表现也可能远不如人意，甚至不如你自己操作的所得，但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从亲自操作中离身，信任他们并交由他们处置。不是因为他们更加聪明也不是忠诚，而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专业更富有经验，他们正确的概率大于我们，投资是他们的职业，去约会、去生活、去上班、去带孩子才是我们的职业。这同样遵循社会分工的价值，让各个群体各自聚焦精力，避免虚耗在无谓而低效的交叉作业。

再如股票市场分析成长期的上市公司，或者任何一个草创的小企业，你很难想象一个股权分散缺乏实际控制人或者管理层频繁变动没有强人掌控全局的公司能够在激烈竞争的市场里杀出重围，MBA教材或许会条分缕析的教导如何建立企业治理结构，如何利用董事会民主决策，但是没有一个卓越的企业是依靠教材理论建立的，也没有任何攻城略地的企业是依靠多数人投票来决定下一个新产品和下一个竞争策略。如果有企业要这样做，唯一的回应是沽空卖出。民主参与不能使企业优秀运转，企业不仅要充分分工，甚至还有必要专权独断，华为是靠任正非的独裁意志和全员艰苦卓绝从小作坊做到如今的巨人体量，苹果也是靠乔布斯的独裁意志和天才的空灵创意从濒临破产做到改变世界的生活方式。当然那些掌握垄断优势的企业或者飞跃了创业时代已经构筑了宽广护城河的企业，倒是可以暂时例外。之所以说暂时，是他们可以踩在特殊的政策或先辈的奋斗上短暂挥霍，创新者和追赶者迟早会刺刀见红杀到他们的腹地，留给他们的时间实在不多。

我们能接纳让专业人士管理基金，让企业家掌控企业，让医生给我们看病，让司机自主的驾车，但是现代理论却认为人民要自由的参与公共事务，甚至直接管理国家，仅仅由于广土众民难以操作，才又发育出代议制民主这类半成品，并把这种潮流当作时代的进步赋予其无以复加的道德地位。一些学者初浅的将公共政治看做仅仅是伦理层面的判断，妄图以此和其他专业事务区分开来，实在是不顾真相掩耳盗铃。

当然，一个国家和一个企业的微妙差异在于，企业可以是老板自家的，任他独裁搞砸破产也与旁人无关，而国家是全体人民的，迎合启蒙学者的解释和本能的道德倾向，需要解释为人民民主，国家不能任由不负责任的独裁者胡作非为，处置国家是人民天然的权力，即便需要政府，那也是全体人民与政府之间达成的权力让渡的社会契约。但这其中最大的荒谬恰好在于，我们要拒绝一个不负责的独裁者，可以终结他的权力甚至将其投入监狱，好比可以赎回一只基金产品、设法制约一个老板玩火自焚或换一辆出租，却没有任何理由要矫枉过正，让毫无经验的我们亲自上阵，去干涉甚至替代基金经理、企业家、出租司机、政治家的决策。人民应该恪守社会的专业精神，适度克制个体的意见，像信任基金经理、企业家和出租司机一样信任政治家，只对我们自己的专业事务和我们有所接触的周边事务发言，只对政府明确的违法违规等腐败行为进行处置，每个人可以自由贡献认知盈余，而不是每个人都试图主宰政治。从结果上看，如果人民越俎代庖，只会让这个国家从专业分工走向全民混乱的历史倒退。历史上，直接民主的先驱雅典，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后在亚历山大的统一战争中败于马其顿，这并非文明败于野蛮，而是一种更高效基于社会分工的组织形式，战胜了一种更低效的混乱民主的组织形式。和中国历代王朝的衰落期草原民族长驱中原一样，不是文明难敌铁蹄，而是文明的组织系统在王朝后期已经溃败甚至瘫痪。

9，对于民主常见的幻觉

围绕着民主，既诞生了一大批专业词汇，如人权、宪政、选举、三权分立、社会契约、普世价值，也诞生了一大批充满道德憧憬的词汇，如自由、和平、繁荣、廉洁、历史的终结、人类的共同福祉之类。这些词汇在宣传媒介的并存和共用，既模糊了民主的内涵和外延，也使民主这个词语本身被涂抹上浓重的道德色彩，变成一个无可置疑的褒义词和宗教一般神圣的价值观念。任何概念一旦被神圣化，它的本意就逐渐被抛弃，它就开始操控在宣传者的手中，甚至最终走向其初衷的反面。

何谓民主？关于这个词条的解释，即便在西方学术界也存在数万种之多，关于此命题的学术论辩一个浩大的图书馆也难以容纳，和各大宗教源于不同衣钵的后世流派一样，对民主的定义和解读，被包藏了过多的偏见、私念甚至不可告人的野心，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权都能自称代表了实质的民主，一个秩序良好经济繁荣的国度可以是民主，一个动荡无序民生凋敝的国度也能是民主，民主可以指一套看得见的选举领袖的程序，民主也可以指一种无形的必须处处体现人民意志的精神，民主可以是欢声笑语也往往呈现血肉杀戮。

为了避免使理解和讨论产生分歧，对民主最省力的定义是描述，本文所称的民主，指欧美各国在世界舆论中推销的以欧美为蓝本的建立在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多党选举基础上的一整套制度体系，而这套制度体系呈现出的最大两个特点是：政权处在间隙性的党争中缺乏单一权威掌控整个国家，有选举权的人民的意见对政治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截至目前，世界至少经历了四次主要的民主浪潮：西方传统工业强国的第一波民主、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解放国家的第二波民主、起源于南欧以苏联解体为加速的南欧东欧东亚拉美等国的第三波民主、本世纪兴起于东欧中东北非被冠以各种颜色鲜花革命的第四波民主，经历四次浩荡的扩张，民主的力量已经占据世界一半以上的国家，民主取得了盛况空前的影响力和胜利果实。

对民主的诞生、发展和接连攻城略地，众多国家的学者、文人、政客使用了最充沛的情感和最华丽的语言去赞美它，然而我们只要抱着事实检验的态度去查阅历史数据，我们不仅无法肯定这些赞美，甚至可能夸张的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整个二十世纪，极端的民主主义堪与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极端的共产主义一起被称为人类思想潮流和社会运动的三大灾难。关于民主运动，存在诸多流传甚广的误解，为免冗长以下尝试列举一些要点：

（1）误解一：民主能从根本上防范独裁政府

对民主的热情首先来源于通过选举和罢免程序，或仅仅是聚集在广场上人民齐声的怒吼里，可以将一个不负责任的、腐败的、独裁的政府赶下台去，以达到不流血的政变。由此产生了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但是民主防范独裁的正确性，依次苛刻的取决于四点：

首先，必须确保人民只有一个多数派意见。但人民通常不止一个意见，那些汇聚在广场上驱赶政府的人往往只是一小部分民众，但他们却宣称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因此，不幸被民主运动赶下台的政府，往往只是忽视了一小部分意志最坚定族群的利益，比如刚刚过去的乌克兰革命只代表了西部乌克兰人的意见，泰国年复一年的民主运动也只是阶层间的利益博弈。

其次，还需在于人民的意见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人民的意见也常常是错误的，他们会否决很多正确的长远议题，却提出很多无理的短期要求。在例如计划生育、对外战争、公共福利一类议题上，人民更容易选择无节制的生育、斗志昂扬的民族主义、坐吃山空游手好闲的高福利，他们的意见通常是自利和短视的。

其三，人民的意见还应该是反对独裁的。意料之外的是人民不一定总是讨厌独裁的政府，当人民已经忍够了动乱、懦弱、低效、腐败无能的政府，他们会向往强力人物带来的秩序、铁血、高效、勃勃生机的政府。希特勒是通过民主制度上台的，尽管那是做了小动作并遇上巧合的民主，但谁能保证民主制度能一直如意的运行。被西方世界视为独裁者的普京和查韦斯，也是通过民主制度上台的。

其四，人民的意见必须得到宪法、军队和外国力量的拥护。讽刺的是，人民的意见常常得不到强力的支持。归根结底在现实世界中，政府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普世价值和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暴力。军队会驱赶民选的总统甚至直接镇压人民，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美国会选择推翻民选政府，转而支持军阀和贵族。在中东地区，最近拥有民选政府的伊朗、巴勒斯坦、埃及都先后遭遇了美国的敌对，而美国的传统盟友沙特阿拉伯至今仍然是君主专制。

（2）误解二：民主能治理腐败并带来经济繁荣

民主理念之所以在世界范围产生如此强大的感召力，更直接的原因是西方民主世界广泛存在的政府清廉和经济繁荣，但是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忘记当20世纪5、60年代苏联在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推动下经济国防和航天科技迸发出惊人创造力时，社会主义理念同样对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吸引，另一方面，我们有必要检视那些业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是否如其所愿获得了清廉和繁荣。

尽管清廉和繁荣并无必然联系，例如毛ZD时代政府的极度清廉和经济的极端失衡并存，但通常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必然带来一个自律的政府和腾飞的经济。令人失望的是，全球民主国家发展的事实证明，民主制度没有能力担此大任，甚至完全没有任何正面数据能部分支撑民主政府可以治理腐败并带来经济繁荣。

在前文所述的第四波民主中，如乌克兰、利比亚、埃及、阿富汗，这些国家大多此消彼长的动荡，不曾消停的反对派、示威、爆炸、恐怖袭击，尚未建立一套得以持续巩固的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都压制在较低的水平徘徊。民主截止目前，没有给这些国家带去福祉，当然，民主理论家会宣称，这些国家的制度尚待发育，长期来看，民主必然会带来繁荣。也许这些宣传家说的是正确的，但凯恩斯有一句精彩的话，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是会死的。如果民主制度要以牺牲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为代价，迟来的福祉有何意义。

目光回到第三波民主当中，民主理论家也许会喜不自禁，在这一批变革的名单中，存在一批光荣国家（地区），他们包括东方的韩国、台湾，以及西方的波兰、波罗的海小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政府治理和社会福利指数，都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几乎所有鼓吹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文献，都将目光锁定在这几个名字，竭尽所能挖掘民主对这些国家的贡献。但是学者们却选择性忽视，韩国和台湾在进行令西方满意的民主改革前，几乎历经了整整两代人的漫长威权体制（这种体制只在框架上满足民主的形式），国家的经济正是在一个又一个独裁者的强力推动下，从小农经济起步经历违背自由经济原则的土地改革、摸索过进口替代转而鼓励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完成了国民积累和经济发展，韩国和台湾的经济成就不是民主的功劳，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和新加坡同样如此。同波兰、波罗的海小国一样，第三波民主中的成功国家都发生在小国，并且得益于融入了欧洲和美国的经济贸易体系。如果理论家进一步瞪大眼睛，在第三波民主的数十个国家中，除了如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更多的国家要么已经发生了制度的倒转（如俄罗斯），要么依然困于发展陷阱（除了产油国，其余国家太失败以至于你很难记得他们的名字），要么由曾经较为发达的经济序列坠入濒临失败的国家（西班牙、希腊）。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波民主国家，除了美国军管的日本、白人为主的殖民地（加、新、澳）稳居于发达国家阵营，最出名的当属民主的橱窗们，南亚的前英殖民地印度、东南亚前美殖民地菲律宾，他们都是在原宗主国培育的教育精英和民主榜样的示范中建立的崭新国家，但是至今仍然不能挣脱政府腐败、政治冲突、贫富分化、阶层鸿沟的泥潭，阶段性的经济爆发平息后留下的不过是只有少数族群暴富的结局。甚至更遥远的非洲利比里亚，美国遣返黑奴后完全比照美国制度建立的非洲第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至今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内战和极端贫穷。非洲大陆南端的南非、拉丁美洲大陆南段的阿根廷，曾经都位居发达国家序列，如今的发展指数却日益不如人意，他们都拥有久远的民主制度和同样久远的政治冲突。就算东亚最早现代化的日本，在无序民主带来的首相动荡中经济已经停滞了二十年，并在许多传统优势领域丧失经济竞争力。

民主理论家唯一底气十足的是历史上的第一波民主浪潮，那些经典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然在几乎各个指标上引领人类的发展。但有两个细节同样值得察觉：一、英美等民主国家，在经济的原始积累期并非大众民主制度，而是根据性别、财产和社会地位划分选举权利，大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时的民主只是少数精英的民主，等到全民平权获得选举资格时已经迟滞到晚近的20世纪初期了，民主的历史既没有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漫长。二、西方老牌国家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中，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倒退，并面临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所幸，民主世界团结一致战胜了邪恶的力量，但80年后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再次提醒人民，民主世界业已取得的成就，依然不是高枕无忧更非一劳永逸传之后世。

（3）误解三：民主能带来永久和平、西方拥有良好动机

民主的持久和平说最初来源于殿堂级大师康德的美好愿望，但微观基础和宏观经验都没有办法得出这个结论。

对于选举制度中的政客和政党而言，获得权力和巩固权力在他的决策选项中永远排在第一的位置，而公共福利和国家的长远未来，都只能容后考量，甚至不负责任的将一个烂摊子交给下一任政府。一个民主国家，燃烧的民族主义更容易让好战的政客上台，一个在位的元首，更容易通过发动战争展现其硬派作风并转嫁选民的失望，相反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甚至由一个家族统治的君主制国家，只要国家元首没有碰巧好战成性，他总是能够更理性更长远的设计国家的外交内政，并通过有效的媒体控制和行政手段克制国民发动战争的冲动。

历史有一个假象，在民主国家之间极少发生战争冲突。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错误的描述，很多战争发生在都是选举制的国家之间，案例不胜枚举，只是理论家用一贯的定义法战胜了对手：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是虚假的民主或者被独裁者窃取的国家。而这个问题的另一面，进入现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之间极少发生战争冲突却是一个事实，但问题的根源并非同为民主国家，而是同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利益上，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远远小于发达国家同其余发展中的、落后的、追赶中的国家的矛盾。

和平与发展某种程度成为世界的主旋律，这句话并非仅仅只是漂亮的辞令，在国与国之间的确成为一个更被接受的原则。但这个世界依然不曾安宁，本世纪以来的主要战争几乎都是由民主国家发动的，甚至赤裸地以捍卫民主作为理由对另一个民选政府动用武力。还有数不清的战乱发生在不同的文化冲突、宗教冲突、族群冲突之间，不管是恐怖主义、圣战、还是分裂势力，这些此起彼伏的运动成为了现代战争的主要形式，这背后通常有一个被称为民主的观念在发挥作用。一方面，欧美统帅的民主力量在向中东的伊斯兰地区、东欧中亚的前苏联地区挺近形成攻势并遭遇阻力，另一方面，在一个非单一民族的国家，民族自决鼓动了少数族群的独立欲望，选举争夺更撕裂原本统一的民意煽动族群对抗，这和欧美的外交战略契合，许多国家陷于持续的动荡、被肢解或面临肢解的危险。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主并没有带来持久和平，相反，制造了持续的杀戮和悲剧。

如果读书人和公知们多一些生活经验或者收起他们的一厢情愿，大概就能明白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无利不起早。也许那些推行普世价值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有一部分出于善良的意愿真诚的想改造其他国家的落后面貌，另一部分出于天生的对不同价值观的不安希望同化别人的理念，但更主体的部分沉淀为欧美的外交政策，表现为国家利益之上。其实这其中并没有矛盾，前文提过，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是正义的事情，即便没有合法性，也能寻找甚至创造出合法性。民主制度瓦解了强势可能不合作的政府，使一个国家蜕化后留下没有政府组织的极易被人摆布的民众和容易收买的政客。所以才会有一些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了美国利益，只要对方愿意合作，华盛顿会亲近独裁的政府，不管是皇帝还是军阀，也会因为对方不合作，美国会支持军阀赶走民选政府，或者支持由学生、公知作为前锋的群众运动，以颜色革命的旗号推翻现存政府。

10，我为什么反对民主：民主终将是昙花一现

人们为什么容易诅咒独裁者的罪恶，因为诸如杀戮造成的死亡，容易刺激人们的情感并深化他们的记忆，但文人们常常忽视了，那些在民主理念鼓动下政治动荡导致的整个民族甚至遍布整个大陆的战乱、贫穷、疾病、瘟疫，所带来的被忽视的死亡、人均寿命的降低、以及看不见的人口的整体性衰减，后者的罪恶何止前者的千百倍。这也就是我为何胆敢声称民主理念是二十世纪人类的灾难，在错误的理念影响下，至今仍然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极端的贫穷之中，而丝毫看不到发展的希望，成为被整个人类抛弃的群体。

民主存在前文论述涉及的民众短视、政府低效、撕裂社会、制造动乱、容易被外国力量操控、无助于政府治理和经济发展等多种缺陷，而一个看起来专制的政府却可能具备谋求长远发展、行政高效、社会安定、政府清廉、经济加速发展等多种优点。这些细节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多有阐述，但它们远非反对民主制度的核心理由。

前文提及过民主制度的两大特点：政权处在间隙性的党争中缺乏单一权威掌控整个国家，有选举权的人民的意见对政治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少许借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这两个特点背后隐藏着两个致命的缺陷：党争使政府的产权不清晰，产权不清的情况下会导致公地的悲剧，政党缺乏持久的忠诚感和长远的责任感，政党为了私利将损失加诸于敌对政党和人民；而民意左右政治，违背了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专业分工的精神，只会大大降低社会的运转效率，更可怕的是已经说明过大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错误的。如果说党争带来效率损失的同时，却由于政党彼此制衡防范了国家被极端政党推入深渊，是民主必要的可以承受的代价，那民众干预政治违背专业分工的精神，却几乎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

民主建立于承认各方私利并有序博弈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再从博弈的心理去分析，和所有美妙的经济学理论都前置了永远无法满足的假设一样，在任何一个国家中要实行通过投票民主来实现共同发展必须满足严苛的条件：这个国家首先不会分裂、这个国家能生成一个集体共识或多数派意见、集体共识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现实国家往往由多种族多信仰的国民融合而成，无限给予自由权利必然导致国家分裂；哪怕在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由于人的天赋、意志、家庭、性情和命运各异，在社会演化中必然产生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分歧到达一定程度，对公共问题的集体共识就总是不能有效产生；还因为多数人的看法往往是错误的，就算总是有多数派的集体共识存在，也不一定符合长远利益。

除非在极端单质的利益完全趋同的每个人都无限理性并且都不存在搭便车的私念的特殊群体中，可以永远信赖民主方式达成集团的共同利益。否则任何一个群体，都将因为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分歧，而逐渐分化对立，缺乏集体共识，从而使集体投票的机制走向崩溃。但有一个特殊的情形可以使投票机制得以延续：如果有足够的外部利益源于那不断的输入，以至于彼此的共同瓜分掩盖了彼此的利益分歧，使集体共识得以维系。利益输入来自何处？可以是在空间上从集团外部输入，也可以是在时间上对子孙后代竭泽而渔。沿着这种猜想，可以去检索历史的细节。

忽略一些原始民族的民主萌芽，理论界公认的民主诞生于古希腊，与文人浪漫的怀旧情调不同，那不是一个清新的文艺灿烂的时代，对绝大多数希腊人而言，那首先是奴隶制时代，充满血腥和压迫。雅典民主只是发生在城邦人数不到3万的公民之间，支撑他们悠闲生活去消费理性、思考天体运转和玩弄民主游戏的，是那些失去自由埋没于历史的奴隶，以及围绕雅典城邦，遍布爱琴海周围甚至远至纳尼亚半岛的臣服城邦，用一个现代词汇，也可以称作殖民地。正是奴隶和殖民地源源不断供养了雅典公民的奢侈生活、制度创建和文明成果。在一帮瓜分利益共享太平的自由民奴隶主之间，他们投票表决甚至抽签决定老大，也就不足为奇，因为利益的输入远远大于他们彼此的利益分歧。很显然，希腊城邦古典民主建立的基础是征服之下赤裸裸的掠夺。当雅典人在军事上不能再保证对海外的掠夺，对内的压制也面临崩溃时，雅典的文明连同民主制度，也就走到了终点。后来崇尚希腊文明的罗马人，甚至部分重现了雅典的制度，罗马共和时期的元老制带有民主的色彩，它同样依赖于不断的对外扩张以及对内的隶农剥削，马克思的定语下，那依然是一个吃人的奴隶时代。

13世纪英国国王在向贵族收税支撑对外战争的过程里遭遇反抗，通过妥协诞生了约定权力边界的大宪章和议会制度，国王向贵族让渡权利瓜分对人民的统治；17世纪伴随资产阶级的崛起，交税的主力转移到新生阶层，通过光荣革命的斗争资产阶级被正式接纳获得分享议会的权力；后来英国的海外殖民蓬勃发展，大英帝国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帝国的本土臣民越来越多的获得分享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机会，选举权逐渐扩大；这个过程即便从光荣革命算起也持续了200余年的进程直至20世纪初才算完成，选举群体的大小直接与可输入利益的大小成正比，是工业利润的持续增长和殖民地掠夺范围的逐年扩大，才扩张了英国的民主选举范围。选举是一个奢侈品，必须依赖共同利益的大量输入来维持选举集团内部的利益妥协，以确保在公共议题上能达成群体共识。

地租只能支撑贵族的民主，企业利润只能支撑资产阶级的民主，海外利润和殖民掠夺才能支撑其全体国民的民主，欧美民主范围自上而下的扩展，与帝国在全球的势力扩张紧密相连。但经济利益的输入只提供了民主存续的客观条件，民主作为一种理念不仅遭遇来自帝国和共和国当权者的打压，也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从柏拉图到马基雅维利甚至相当部分百科全书学派的大家，卢梭是启蒙时代唯一一位没有保留推崇民主的大学者，自他复兴民主思潮引爆法国大革命以来，欧美世界每一次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都经历了广泛的舆论动员、激烈的暴力冲突甚至血流漂杵的战争，因民主而起的杀戮充斥了欧洲的近现代史。经历无数斗争进入20世纪，选举权平等的思想才赢得从民众、学者到政府的广泛共识，1928年英国的女人获得充分的选举权，1965年美国的黑人终于得到公平对待，晚至1971年瑞典才推行普选。

如果这个假定成立我们可以推论，只要发生经济危机或者丢失海外的殖民地等导致集体利益输入的消失，民主就面临崩溃的危险。事实支持这一假定。上世纪一战的失败加之大萧条的来临，诞生了以国家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重整国家的德国、意大利，英、法甚至远在美国，也兴起社会主义暴动的思潮。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终结了殖民地历史，但所幸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输入并没终结，而是以一种新的姿态加速来临：民族解放激活了广袤的全球市场，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化运动逐渐来临，凭借强大国力的后盾，以及领先的技术、品牌、经营模式，西方的产品冲破一切疆界横行自由世界，海外利润的持续输入成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支撑了国民高水准的生活，选举集团的利益共同体得意延续。配合这一过程，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得以逐渐铺开，自由市场理论、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成了西方政府着力向后发国家推销的事业，而专利壁垒、标准和环境保护壁垒，却被西方各国纷纷建立起来。

要在经济运作中攫取最高利益，不是对资源的掌控（能源土地机器），也不是建立企业贩售更多商品，甚至也不是制度和标准的建立，而是掌控金融和货币。金融流动是人类资源最高的组织形态，金融业凌驾在所有传统产业之上，分食最丰厚的利润，金融业供养了华尔街，并作为重要占比支撑服务业成为欧美经济的主要构成，服务业占比一度被看作发达程度的标志，而欧美服务业之和超过全球总和的一半。至于货币，则是金融的王冠，政府发行国内货币向国民征收看不见的铸币税，而已经成为全球货币的美元，则让美国政府部分剥夺了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铸币权，在向全球变相征税无形掠夺的同时，还使美国政府获得了几乎可以永续的财政扩张能力，也使美国经济获得了超越国界的调控经济的货币政策手段，美元持续半个世纪的坚挺，长期的人才和资本流入，低利率导致的宽松的创业环境，进一步使美国人力资源得到激发，成为全球科技和创新的中心。这正是马太效应的国际演绎。这也是为何美国要动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一切手段确保美元优势，防止一切挑战美元霸权的货币的崛起，不管是日元、欧元、还是企图绕过美元结算的产油国，因为石油不幸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品种。

跨国企业、金融和货币的掠夺，拉长了欧美各国的利益输入周期，使他们的民主得以延续。但欧美并不能阻止后发国家追求幸福的权力，后发国家可以用更多的人力投入、环境牺牲、制度效率、工作强度去缩小经济竞争的差距，于是带来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东亚奇迹甚至是遍及亚非拉的新兴国家。新兴国家的出现，会损害欧美的利益输入，危及欧美的社会福利，使民主得以运转的条件即对共同利益的分享和集体共识的维系面临挑战。当这种危机来临时，欧美又自发诞生了一种新的利益输入方式，那就是过度透支祖辈留下的信用，以不断扩张的国家福利贿赂选民，通过向后代转移庞大债务的形式掠夺后世子孙。入不敷出的利益共同体，必然导致扩张的金融，于是产生了次贷危机，也必然导致扩张的债务规模，于是产生了债务危机，最终同样必然导致泡沫化的美元，导致美元的信用危机并失去货币得以存在的基础，最后只有求助于军事力量作为信用后盾。

解决问题的政策选择，是缩减政府的债务规模和公共财政支出，这必然导致社会福利的锐减，一旦公共利益的分享失效，必然导致集体共识的匮乏，下一个结局就是民意的对抗，政治共同体的分裂，接下来就是动乱，失序，进入循环的衰退。这是一条既不触及根本也无效果的道路，在美国和欧洲，关于国家采取何种政策的民意分歧会越来越大、新政府将越来越脆弱失去重大变革的能力、富裕的地区会相继提出独立要求、不能融入的少数族裔会成为暴力之源，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根本手段可以是：战争、突如其来的生产力革命、改革民主制度将民意从重大公共事务的决策中驱离。不考虑战争和科学奇迹，只有将民意表达驱离重要公共事务的决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福利政策甚至外交政策，这种驱离是难以走到边界的，最终的结果是，选民必须失去对几乎所有公共政策的影响，不管最终剩下的是两个达成默契的政党、一个统领议会的政党或者一个控制力超群的领袖，当然经历一番艰难改造的国家政权，到此时刻，民主所建立的框架依然存在，但它已经失去了民主制度最传统的定义，从全民大众的民主退化到高层精英的民主，从而越来越接近中国现在的制度。如果我们依然把不走马匹的道路称作马路，我们依然可以说那时候民主制度通过自我革新得到了发展；但我更愿意说，民主制度，那些民意决定公共事务的制度，将从此终结。

这就是我反对民主的根本原因。不管我们内心多么崇尚民主所传递的道德，但民主制度是一座看起来伟岸却已经在消融的冰山，当局者可以找出若干措施延缓消融的进程，但最终的结局是无法逆转的没入大海。和两千年前昙花一现的雅典民主一样，现代民主制度，依然是历史的过客。作为旁观者，不是也登上那座冰山同归于尽，而是远离它，去寻找更坚固的一片大陆。

11，平等和自由：一个可爱的被误读的传统中国

在所有对待历史的情怀里，钱穆先生“温情与敬意”五字最令人动容担得起为人子孙，从最朴素的人伦亲情出发，是祖辈延续了我们的血脉，并为我们拓殖了生存的家园，在世的所有人类，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有光辉的文明记忆还是至今依然生活于蒙昧，都应该感激各自的祖先，穿越千百万年的漫长进化，经受无数次历史缺乏记载的气候激变、沧海桑田、猛兽攻击和异族相残，忍耐过恐惧、饥饿、疾病和衰老，从东非进入欧亚大陆再穿越白令海峡蔓延到陆地的每一个角落，竭尽所能适应各自的环境获取工具和食物繁衍生息，将我们体内的基因横越远古绵延至今。只要我们想象一下这副波澜壮阔充满血泪的图景背后，有多少同类在漫长旅途中不幸灰飞烟灭，我们就应该庆幸在世的所有人类都是历经千百万年自然淘汰甄选出的优秀基因，并为我们的祖辈感到骄傲。

能定义我们是谁的，首先是我们从何处而来走过怎样的路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如果我们否定了过去，就割断了我们的传承埋没了我们的身份。每一代人都面临独特的环境，中国的祖先们适应了他们的环境变迁，不管卑微也好英武也罢胜任了他们的使命，当时空进入1900年代，又一次异族当前国破家亡，忽然这一世代的所有子孙指着五千年的历史愤怒的骂到：耻辱，无望的耻辱，腐朽、专制、蒙昧的五千年，居然没有诞生出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出于改良的热心也好，革命的急迫也好，或者献媚投敌卖祖入夷，这一刻在那些倒戈清算的口气里，五千年的祖先全都活错了，生活艰难就怪罪于祖辈的无能，这大概是最没有良心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一代人。

不需要重复陈词滥调去论证祖先的辉煌，回应前文所述，人类先后诞生了两套价值追求：生存和繁衍，平等和自由，我们的祖辈在他们共存于世的地球同类中，每一项价值都居于领先族群的行列。华夏繁衍生息的人口数量居于世界首位，而语言文字的传播范围、史料的不断代传承、疆域的辽阔广大，这些综合指标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民族可以与之匹敌，事实证明华夏族是世界适应环境生存能力最强悍的民族之一。而民族内部的平等和自由，更是处在世界其他所有民族望尘莫及的首位。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已经被奠基下远离玄幻、关心世俗生活、平等和自由的价值内核：雅典哲人关心自然胜过关心奴隶，犹太教和释迦牟尼劝人忍耐此生被压迫的痛苦等待天堂和来生，孔子和老子引导人们不问鬼神而是求仁求逍遥关心此生此世人的福祉。

中国的文明，建立在对尘世生活本身的关照中，除非生活需要，古代中国人不会过度关心数学构造、自然理性，也不会关心灵魂的幻灭和宇宙的终点，所以我们没有发展出自然科学体系，也没有诞生盘踞民族头顶的宗教，但我们发育了灿若星辰服务于生活的技艺文艺，也避免了如欧洲中东之间持续千年血腥的信仰战争。归根结底，生命的目的也许在进化，现代人也许关心遗传下来的科学遗产，但人类最幸福的时刻却是停下来，好好品味生活，生活本身才是我们最可贵的目的，所以中国历史最卓越的文人，他们的智慧都贡献在如何协调世俗人伦的关系之中。先哲很少赞美权贵，却给了很多语言关切民众的利益，如“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但这些理想尚停留在文本之中。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语言不是来源于上古典籍或圣人金口，而是出自平民百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的存在将平等精神深刻的烙印在中国人的灵魂里，中国没有贵族，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丢失政权的压力，使皇权将国家的治理交给读书人，通过科举制度，在很多时代帝国的官僚中超过一半出生于平民之家。巍峨天子一人之下万民平等，尽管这种理想追求从来没有完全的实现过，但中国国民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所分享的平等和自由都居于人类的首位。

从爱琴海发源的地中海大西洋文明，建立在冰冷的对自然理性的过度关切上，他们追求勇敢、力量、杀戮和征服，待耶稣创立基督教，将福音从犹太人扩展至所有信奉上帝的子民，罗马人引入后终于增加了对人自身的温情，虽然上帝的眼中子民平等，但从希腊时代开始越过黑暗的中世纪直至近代启蒙运动，近两千年里欧洲人从来没有品尝过自由和平等，他们诞生了几乎万世一系的贵族血统，权力被长期垄断在少数家族手中，绝大多数民众生活在奴役、压迫和羁縻之下，臣服于奴隶主、庄园主和教廷的联手盘剥，没有维持人身自由、保卫生命安全、甚至维护女人贞操的权利，如果翻开欧洲古代历史，几乎每一页都写着肮脏和吃人。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人经历查理大帝的短暂统一尝试，三个子嗣的分封使欧洲地区彻底进入持续千年的分崩离析，欧洲人再也没能诞生一位完成统一大业的英雄，持续千年，欧洲就在国与国的累世战乱、王权和教庭的拉锯、贵族和平民的对抗中飘摇过世。而中国的战国时代末期，为了结束战乱，一些有远见的国家已经开始高度中央集权，如秦、赵，最后在秦的兵马下完成统一，而欧洲的封建制度却直到17世纪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才开始中央集权。无数文人盛赞分裂带来的好处，如学者可以在不同王国间寻求庇护，战争推动了技术和科技的进步，正如春秋战国和南北朝时期都是中国文艺的灿烂时代一样，但这一类判断却使他们背离了人本主义的立场，去问问那些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甚至流血亡命的人民，为什么会产生一句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的俗语。所谓的文明成果，相比安安静静的生活本身，不过是无用的奢侈品。

中国的近现代文人无比自卑于后来的欧洲人诞生了资本主义、科学和民主，但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得益于来自中国的两大贡献。在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任何一个人类组织系统都将在经历动荡后寻找到相对均衡点，然后阶段性的稳定下来，新的变化极为缓慢。中国两千年君主集权的王朝历史，从宏观脉络上，接近于历朝历代的循环，除了制度细节上的调适和进化，国家的价值体系和组织运转基本上接近均衡，承受了来自各种天灾人祸甚至异族入侵的冲击。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传统中国并非一个静止的社会，而是社会机理的变化极为缓慢，也可以换一个诗意的角度或者历代儒家的最高追求来解读，除了战乱和天灾年景，传统中国的每一代人都在几乎相似的社会伦理下，体验着小国寡民长幼有序男耕女织闲适自在的生活，这才是整个人类田园牧歌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跨越了可贵的两千年。而欧洲人也停滞在他们自己的均衡点，那就是陷于战乱冲突桎梏于王权和教权分庭抗礼的黑暗的中世纪，若不是中国的存在，除非出现别的意外事件，欧洲人有理由继续在中世纪中煎熬下去。

中国对欧洲的第一大贡献，是作为欧洲人的长期向往，提供了欧洲均衡系统的一个持续不稳定因素。由于政治的动乱和自然地理、耕作技术的限制，欧洲的农业产出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由此可支撑的人口数量和民众生活，都远不如人意。地中海自古有贸易的传统，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遥远的东方国家，成了欧洲人心中的传说，遍布贵金属、丝绸、茶叶、瓷器、香料，这些货殖吸引着欧洲最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但不幸的是，与东方的贸易要穿越阿拉伯地区，横亘在亚洲大陆西端的奥斯曼帝国成了欧洲商人的噩梦。为争夺商道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十字军东征除了宗教因素，商业利益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但欧洲人此时还远不是东方人的对手，西班牙半岛甚至沦为阿拉伯的领地，但与东方的贸易依然在艰难中拓展，这诞生了一批最初的地中海贸易据点，人们脱离庄园经济进入城市，占据着诸如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这一过程诞生了最初的商人群体，并在西班牙获得了大量阿拉伯化的古希腊经典，商人们的推动下这些经典得到文人们的翻译整理，开始了文艺复兴的萌芽。为了追求财富，西欧各国另辟蹊径诞生了一批冒险家和支持他们的国王，他们组建船队，在女王们的支持下，意图规避阿拉伯的阻碍向西远航，期待能寻找到梦中的东方世界到达印度和中国。上帝送了一个巨大的礼物给欧洲人，他们没有到达印度和中国，反而发现了新大陆，源源不断的白银和土地，突如其来成为巨大能量冲击，打破了西方世界在中世纪漫长的力量均衡，带动欧洲人进入工业革命、科学爆炸和丰饶的现代社会。某种程度讲，这一切的到来，更像是一个意外。

中国对欧洲的第二大贡献，是向欧洲近代的启蒙运动注入了平等、理性、文官制度等一大批现代制度观念。欧洲人为什么对理性、平等、自由这些价值孜孜以求，不惜发动年复一年的民权运动，因为他们从来都在基督教神性的枷锁里，在血统和阶级的天然不平等里，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奴役里。中国早已视这些价值为寻常，当18世纪西方世界如伏尔泰这类学者阅读到中国时，中国成了最理想的国度。而中国持续了近两千年的文官制度，在启蒙学者的眼里更是神来之笔，这才加速后世欧洲政府纷纷吸纳创建成体系的文官制度。当然，东西方力量的倒转很快就发生了，西方世界迷恋和梦想的东方财富和东方价值，迅速凋谢，成了漫长历史的惊鸿一瞥。

12，正在重建的中国价值传统

祖宗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当天朝上国的优越感面临船坚炮利的突然攻击，反皇帝、反大臣、反科举、反孔子、反服饰、反汉字，几乎一切都在反对之列，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的子孙后辈把祖先留下的一切的道都几乎给抛弃了，从政道家道甚至文武之道，一起抛弃的是民族的自信，留下一个迷失的没有灵魂和信仰的自我。可喜的是，我们大可抛弃恋旧主义的情结洒脱的看待历史的牺牲，那些离去就再不归来的，原本就不值得任何珍惜，一切伟大的事物，都会有惊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穿越时空涅槃轮回，然后以移形换影甚至更壮丽的方式重新复活。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先后从洋人那里引进了过各种各样的主义和路线，宪政、共和、革命、共产主义，还包括若干影响太小没有广为人知的旁枝末流。但那些原样借来的东西，都无一例外的水土不服，君主立宪失败了，五族共和失败了，军阀主义失败了，甚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经过毛ZD中国化的改造之前，也一败涂地。唯一的成功是由一群目不识丁筚路蓝缕的泥腿子们取得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不是高束在历史经卷也非吐露于文人笔墨，而是沉淀在寻常巷陌田间地头，那一群跟着毛ZD打江山的百姓本能里领会中国文化的最高追求：平等和自由。把中国的现代革命看做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延续，不如看作是历朝历代末期生灵涂炭之下百姓的造反，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等贵贱，这些口号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而是呼应于中国历史从陈胜吴广、王小波李顺、李自成洪秀全一脉相传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碰巧响应了中国农民的平等吁求，毛ZD借用海外的理论力量和组织支持，推动并领导了一场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在现代的复兴。

经过鲜血洗礼和钢铁煅铸的革命，给中国人复兴的第一种品质是铁血精神。农耕民族的天性温驯使我们的文明更多建立在和气妥协的基础之上，除非遇到迫不得已绝地反击，塞外出兵西域御敌，中国很少穷兵赎武孤注一掷。百年前长达半个世纪的衰颓，却让华夏的所有尊严粉蚀在地。是农民军队，做到了秋风扫落叶风卷残云的涤荡中华大地建立新生的政权，传统中国的所有建国者，均无人做到如此的效率。二战后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何其众多，从南半球的一干小国，到亚洲的诸多老大帝国，只有中国做到了在建国之初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抗衡并取得不败战绩，在铁血豪情里最贫穷的国民成为了最不朽的勇士。如今竟然有一群文人从民主人权的角度批判朝鲜战争中的牺牲，他们恍然不知，正是这场用原始装备对抗联合国军的战争，复活了一个古老民族的铁血精神，并使其后所取得的一切财富成就建立在坚实的骨气上。枪杆子里出政权、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些白话成为了现代中国精神不可切割的一部分，帮助中国走出了一条绝不依附任何强力自主的道路。只有拥有独立之精神，才有可能成为绝佳之民族。

毛ZD领导的中国革命，还为中国第一次带来了真正彻底的平等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人格的平等得到所有圣人的推崇，而财产的平等，自西周的井田制确立有史记载的源头，恢复周制的小国寡民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更是以儒家为核心的文人心心向往的理想社会，不幸的是，私有制总是伴随着财产的集聚，土地兼并在王朝后期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往往成为王朝覆亡的重要推力，每次农民起义无不以平等作为动员力量的口号，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几乎都希望抑制豪强释放圈占适度平等地权，但不管是实现了大汉朝光复中兴的刘秀，还是崛起于草民对治吏治腐不遗余力的朱元璋，都没能完全实现他们推行平等的政治理想。两汉交际之间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儒王莽，更是不惜通过政变受让皇位，然后对照儒家经典的记载，在国家推行带有古典社会主义实践的社会运动，最后却只落得身死国灭名裂。归根结底，土地平等的推行必然损害既得利益，并遭遇强大的抵抗，所以平等的推行者要想成功，除了要有高尚的道德追求坚定的抗争意志，更要有超群的行动能力。中国从古至今，只有毛ZD真正做到了。他以旷古烁今遇鬼杀鬼的气概，给了每个新政权的人民以土地和焕发的尊严，当然这个过程里也充满遗憾甚至悲剧，对平等极致的追求必然损失自由，几乎所有既得利益集团被消灭，不管是文人、官僚、贵族、地主还是资本家，曾经的趾高气昂均颜面扫地，这给社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利益真空还导致了新的利益集团的产生，纯洁的革命政党迅速开始变质。但拉长历史的视野，土地平等和随后教育及医疗在中国农村的普及推行，为多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亚的台湾和韩国均学习中国大陆启动土地革命，才催生了后来的经济奇迹，东南亚、南亚的许多国家，从菲律宾到印度，整个社会缺乏平等精神的熔铸，至今仍然困顿于贫富分化、阶层分化的泥潭，大多数国民没有分享社会发展的红利。

新中国的革命留下的第三项遗产，是在一个失序的国度重建秩序，并建立高效的组织体系。本文的立场是尊重既有的秩序，反对任何鼓吹激进革命和砸碎旧制度的理想主义，但一种情况下的暴力革命是理由充分的：在一个失序的国度重建秩序。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中国的动乱差不多持续了一代人，其时的中国陷于军阀混战令出多门，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拉开了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此时的国共两党，都是尝试在中国重建秩序的一股力量，在最初的进程里，国民党走在前面，在1945年后，国民党被共产党超越，终于在1949年重建了失去长达38年的国家秩序。与此同时，中共带来了庞大的、高效率的党员组织，而一个组织的上令下达高效运转，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之一。借助于焕然一新的组织力量，从抗日战争到朝鲜战争，相差无多的国力支撑下，中国军人的战斗力已经令世界震惊。遗憾的是，毛ZD深受终极追求的影响或者一个曾经的文人内心理想主义的情结作祟，他没能在平等这条道路上适度克制，并奉行中国数千年的中庸之道，而是通过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去追求极致的平等，这剥夺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行为的自由，而还人民以自由权利，成了另一位杰出人物邓XP的历史使命。但得益于毛ZD留下的一套高效组织体系，进入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产生了导向发展的强势政府，成了取得如今经济成就的制度保障，而新生的所有民主政府，无一例外陷于组织失能的低效运转。

由于人性千古不变，即便远古时代那些调节人伦的价值系统也总会有相当部分可以应用于现代社会。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长远的视野去回望祖辈的足迹，他们不仅把他们的道路走得优雅从容，而且留下了一整套即便在如今变了天的时代，依然值得永续传承的价值内核，这些价值内核正在以润物无声悄无察觉的方式进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政治。有四套核心的价值传统值得永续传承：中庸之道的思想传统、贤能治国的政治传统、君子人格的道德追求、社会自治的大同理想。接下来首先分析前两项，它们已经很生动的呈现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之中。

（1）中庸之道的思想传统

人类生活于世，实在面临太多的两难选择，小如，媳妇和老妈掉进河里应该先救谁，大如，我们是该遵奉儒家思想还是法家理念，是该追求平等还是自由，是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该用进口替代战略发展经济还是用出口导向，是该信奉强调政府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还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每一个单一的选择背后，都有庞大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推理去支撑，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与每一个选择相对应，都有成功者降生。如何在这个世界多元冲突的价值观念中安身立命，如何选择适合我们长远发展的道路，传统中国做出了智慧的回应。

在上古三代这个华夏政治文明的理想时期，尧禅位于舜，同时将“允执厥中”的执政经验相授于他，舜再禅位于禹，扩展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继续传授下去（《古文尚书·大禹谟》）。这个故事暗示了中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和与时俱进守常明变的传统。这十六字心法作为最远古的智慧结晶，在中华的典籍传承里成了不竭的精神源流，是后世儒学甚至整个中华文化和民族思维的灵魂。理解这句话，应注意中国古文的一个特点，象形文字的起源使古代汉字在表达概念时有抽象的风格，语义模糊追求写意，甚至我们的文明经历了一个无言的时代（如道可道非常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方面使汉语古文在传递精确含义时显得不足，另一方面也使汉文讲究得意忘形得意忘言，使后世学者追求心性的体悟，带来的好处是中国的古典文献带有极大的变通、包容和创新性，由《尚书》和《易经》几乎演化出了诸子百家，甚至儒家本身在两千余年的演化中相继吸纳了道家、佛家的思想。“道”几乎是中华文化之母，后世在各派中分化出道家、道教、道德、道统、世界的本源。在儒家的传承里，“允执厥中”可对应“中庸”而贯穿典籍，二程、朱熹、叶适等后世大儒对“中庸”的阐释迥异，它成为一种道德观念、行为指导甚至做人的最高境界，融进中国人的血液里。结合多种重要文献，我倾向于将舜传禹的十六字箴言用现代的语言翻译为：世道人心变幻莫测，天道真理难以察觉，所以为政宜谨慎，精研世事求天人合一的智慧，再兼顾各端恰如其分的处理政事。中庸，包纳了兼容并蓄、调和折中、不偏不倚、拒绝极端，而如何做到刚刚好的境界，就是人世修为的难处。

中庸之道的思想传统，使中华文明体现出了极大的包容能力和学习能力。一种流传甚广的观念认为中国人经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国家的思想陷入万马齐喑的境地，这是片面而没有察觉根本，国家的演化中，那些能适应王朝发展和百姓福祉的思想会有巨大的生命力，而那些被淘汰的，只能归结为人们并不需要它。在对待国内思想，经历上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多种流派，儒在政治上衍生出贤能治国忠君爱民的治理（可对应现代政治的大政府），在知识阶层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沉淀在民间则发育出绵长的仁义道德体系，影响力稍小的道，在朝则变成垂拱天下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治理念（可对应现代政治的小政府），在野则变成清静无为逍遥物外修生养性的人生态度，而法家所追求的的明令典刑严刑峻法，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放弃。学术界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历朝政治是外儒内法，即以儒家仁政为表，以法家集权为实，这依然是不全面的，汉朝开国奉黄老无为，武帝宣称独尊儒术，而他的曾孙子宣帝刘询在教训太子“柔仁好儒”时道出了中国王朝的实情：“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中国的王朝历来是实用主义，诸子百家大凡有用皆可包容。甚至在对待外来思想，也从来不加排斥，不管是塞外胡人的装束习俗，还是天竺远来的佛教理念，朝野之间都能接纳，没有发生任何因宗教而起的战争冲突，华夏以中庸为核心的思想传统，既有接纳能力，更有消化再生的能力，所有的外来思想均经历沉淀演化出中国特有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儒家先后的几次革新中，吸纳了道家玄学、佛教神学，另一方面，佛教本身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已远非其本来面目，在民间百姓只懂得念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并和本土的仁善结合，这发展出净土宗，在知识阶层，文人更爱好人生思辨心性顿悟和本土的玄学结合，这发展出禅宗，而净土宗和禅宗是中国最大的两个佛教流派。

中庸消解了前文提及的一个哲学，即一切都可能是错误的，而经验是我们最可依赖的源泉，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前人的传统经验，又不能遵奉任何一个唯一的思想，并对所有思想敞开怀抱。如果再回首总结我们的历史传承，我更愿意从这几个维度去看待中庸：在时间上兼顾前后，既尊重前人经验又不恪守古板，做到守常明变；在空间上兼顾左右，做到吸收一切文明成果而又孕育出本土的更新，做到兼容并蓄；在节奏和力度上，做到避免一切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秉持渐进主义和调和立场。遗憾的是，在百年前国运动荡价值迷惘的时期，中庸一词和传统结合，和封建捆绑，于是无奈的与腐朽和打倒联系在了一起，不幸的被抛弃践踏，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党，共产革命党，都拒绝与中庸为伍，直到把中庸变成一个下贱的词语。危险的时刻总是让人觉得急不可耐，于是会失去从容不迫而变得急功近利，一切急功近利都是倾向于选择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以求更有力度和速度的扭转局面，而所有的极端主义，都会把极端作为崇高的道德，而把中庸看做道德败坏甚至是需要打倒的敌人，这样的结果偏偏是欲速则不达。这就是自辛亥革命起始的半个世纪，中国人接连不断的经历各种主义的选择和运动，却最终失败的心理原因。

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少有人提及中庸，但可喜的是，国家的政治选择和社会的思想演进，正不知不觉的吻合中庸的理念，正如前文提出的，一切伟大的，都会悄无声息的重新复活。毛ZD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改造，结合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基础，方才取得政治革命的成功，而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将革命的激进主义发扬光大有了大跃进，想永葆革命的纯粹，将革命的极端主义发扬光大有了文化大革命；邓XP回归了实用主义使中庸的精神复活，他终结了计划经济，大胆引入市场经济，方才取得经济建设的成就，而这个过程里任何一个试图激进超速的举动，都令国家面临失控的危险（不管是广场上的政治风波还是价格闯关的失败）；而面对西方世界极力推销的一套现代政治经济运作理念，从彻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到彻底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都遭遇了中共的坚定拒绝，而那些不幸接纳这些极端理念的国家，从拉丁美洲到前苏联，再到如今的北非阿拉伯地区，都无一例外的陷入动乱遭遇发展进程的中止。

归根到底，在各种相互冲突的试图指导这个世界运行的理论体系中，尽管文人们都有美妙动听的说辞，有精妙绝伦的逻辑，但激情是靠不住的，激情可能建立在幻觉上，逻辑也是靠不住的，逻辑推理依赖无穷的前提假设，当我们茫然而不知所措时，我们应该努力淡定沉静，回忆我们走过的道路，从中提炼选择的智慧，而选择的过程，我们应该交给更有经验的人，更专业的人，在政治领域，他们就是职业的官僚。

（2）贤能治国的政治传统

前文已经充分表达，人类社会的发育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之上，人们应该有胸襟去接纳对于公共事务，就像任何一门其他的技艺一样，只有更专业的人才能做出更正确的判断，建立于民主基础的政治制度在面临利益输入断链，共同利益的缺失必然导致集体共识的缺失，最终必然走向崩溃。传统中国借助科举制度和文人治国，在公共事务上最大程度发扬了专业分工精神，既强调官僚的能力同时注重官僚在儒家教化标准下的品德，而且这一套贤能体制区别于其他一切少数人统治的政府在于向所有人民平等开放，而非他们的血统出身或者经济地位，这一制度在横向比较的世界中最大程度激活了社会的自由和平等。但如果要让现代人有信心继承古人的贤能治国体系而抛弃民主制度，必须解释一个问题：为何传统中国总是陷于在崩溃和重建中治乱循环。

已有很多成熟的理论说明了，在任何一个组织或者社会中，由于人的禀赋差异、自利冲动和循环博弈，天长日久总是会产生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可能是大量兼并土地的豪强地主、跋扈专权的帝国大臣、普遍腐败的行政系统、拥兵自重的的边关将军，或者干政的外戚太监，总之利益集团的诞生，导致了社会平等和自由这两项价值被吞噬，高效的政治运转失灵，加之天灾人祸外族入侵农民起义碰巧碰上皇帝的荒淫无能，帝国就无可避免的走向了崩溃。有一点必须再次强调一遍的是，中国的历朝历代绝非静止的循环，每一代人都会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王朝的政治架构在不断进化。如果我们纵向的比较，在2000年历史的前期，会出现很多武将谋反，外戚干政，到了明清这些现象基本被制度设计所杜绝，再如明朝开国的朱元璋精力过于充沛废止了宰相，却疏于对子孙从体能到文化上的培育，后半朝的明帝逐渐懈怠低能，无法处理繁复的帝国事务，于是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宦官干政，但这些太监权倾朝野依然没有谁有胆量敢于谋反，而到了清朝充分消化明朝治理教训后，皇帝格外重视对皇子的教育和武训，在选择嫡位继承时也更加重视皇子的能力品行以传贤替代传长，有清一代，没有再出现宦官干政，所有帝王的个人素质在传统中国的王朝中，都属于第一阵营。可以说，到了清代，适应农耕社会的经济模式，中国的王朝治理体系，已经发育到了相当精致和完善的程度，并且帝国自身，具有逐渐改良的能力。

但即便如此，中国依然没有摆脱王朝盛衰的注定命运，其中有两大原因。其一，皇帝作为最高权力，系于一人一家的素养，由于一切都可能是错误的，皇帝是靠不住的，可能独裁可能昏聩可能奢靡可能好战，除了王朝的开创者，后世继承人都来源于一个家族，血缘的局限以及远离基层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继承人的治理能力不可避免会逐代衰减。这一原因可以称为血缘悲剧。最理想化的制度是远古时代尧舜禹的禅让制度，基于贤能的考量，代代传承，但皇位由于其无上权威，从由远古的朴素时代进入复杂社会以后，成了无数能人觊觎的对象，由于信息传递的低效率，政治强人会篡夺帝位对外谎称让贤（正如后世很多挟天子以令诸侯所演绎的桥段），因此依靠强调忠诚于帝王血统的传统，将帝位限制在一个家族之中，避免了对帝位的过度竞争，给社会能带来长期安宁，帝王家族的自私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在这一点上走向了契合。因此，血缘选择尽管悲剧，却成了一个苛求安宁的农耕时代最佳的制度选择。

当历史进入工业时代的现代社会以后，信息传递大大加速，中下层政治对于中上层政治的运转动态不再陷于茫然无知，血统之间的权力传递可以向基于贤能考察的禅让制度回归，操控在一个家族的权力可以转移向一群高层官僚集体控制，皇帝的个人无上权威，可以被局部分权，例如在时间上限制任期在决策效力上引入集体决策，由此，一个平民出生的人，只要满足贤能的拣选，也可以身为元首。如果细心观察，现代的中国政府，不管经过多少制度名词的包装，正在向集体领导、元首禅让的贤能治国方向进行制度演进。这种制度如果再经过若干细节上的进化，日臻完善后就可取得诸多优点：由于国家权力在一个集体中被分享和平衡，避免了任何一个人可能犯下的不可挽回的错误；由于最高权力来源于集体认可的禅让，被选者经过了多年的政治培养和历练，其治国能力有充分的保障；由于国家权力在集体领导和代代禅让中传承，确保了国家政策治理的延续性、稳定性和纠错能力。与民主社会呈现的混乱治理不同，人民的意见不再直接左右公共事务，国家朝着更理性更注重长远同时更平稳的方向发展。但集体领导的政府也有可能出现问题，正如当下中国面临的困境，例如，领导集体也可能犯下错误，中下层甚至中上层官僚的腐败依然严重，民众的意愿和权利诉求怎么得到回应。这几个问题稍后探讨。

历代王朝无法避免盛衰循环的原因其二：无法约束所有官僚按既定的法律和道德行事，换言之，无法有效治理腐败。如果对腐败的理解不仅仅是贪污受贿，还包括滥用职权、结党营私等各种行政舞弊，那腐败的存在，就是导致王朝治理偏离了建国者的初衷，与王朝初期的欣欣向荣相比，后期必然带来社会失去平等和自由，朝廷失去清廉和高效，国家最终走向崩溃。王朝为何无法根治腐败。首先，与世界横向比较，中国传统制度已经建立了相对充分的制衡体系，从杨坚到朱元璋，历代皇帝都把治吏作为首要任务，时有严刑峻法、反贪部门、特务机构，甚至不仅制衡大臣还通过言官御史去制衡皇帝自身，但腐败的治理不仅需要帝王的决心更需要财政成本，一整套防治腐败的常设机构去约束和制衡才有可能大幅锐减腐败，尽管自秦汉至明清均设立监察机构（御史台、都察院），但除了极少阶段司法分立，历史上中国的地方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是合并运作的，如此俭省的原因是农业时代的剩余产出和财政收入无法供养更庞大的官僚系统。低成本的朝廷运作无法指望更繁复的制衡体系，所以历代王朝反腐败的重心就放在道德教育上，被帝国置于无上政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教化读书人勤勉尽责忠君爱民一定程度抑制了官僚的贪欲，王朝甚至在一些时代倾向无为而治，使行政系统局限于一个小型的政府，地方基层依靠宗法传统进行自治，但这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归根结底，腐败问题应该进入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层面去探讨，信息不充分是一切腐败之源。在经济学中，由于信息的不充分，会产生两个市场失灵的现象，一是道德风险即代理人可能不遵守承诺背地里不尽责，二是逆向选择即备选人可能都滥竽充数不合格，在帝国选拔和管理官僚上这两个问题同样存在，帝国无法知道一个备选官员是否具备足够的道德和能力，帝国无法准确掌控一个在职官员是否符合规范，依靠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和有限的横向和自下而上的举报揭发，无法根治频发的腐败。即便投入浩大的资金供养庞大监察系统和司法系统，在技术原始的传统社会，也会使监察系统和司法系统成为新的腐败特权。只有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平，社会的财政剩余才能支撑权力制衡系统的运转，只有技术发展到达一定水平，信息的流动才会畅通，使政府各个系统的制衡高效透明。在现代社会，不管是民主制度还是威权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腐败的治理水平依然高度相关，繁荣的经济和有序的政府，这之间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一切制度的有效运转都需要相应社会条件和若干细节的配合，制度的发育成熟和有机体的成长一样，都需要漫长的周期。绝非简单建立起能互相制衡的法律和司法系统就能防治腐败，民主国家常常成为腐败严重的国度（比如印度），而一个命令性的政府却可能由于昂扬的道德而变得十分清廉（如毛ZD时代）。

如何在贤能治国的传统体制之下治理腐败，关键是如何解决官员选拔的逆向选择和官员监督的道德风险，这是传统中国数千年政治发育所没有解决的任务，也是现代中国政治面临的困境。后文将论述，现代生活带来的社会扩展给权力开放带来了人力基础，信息技术带来的网络革命给信息自由带来技术基础，它们将有助于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给腐败的治理带来更高效的工具，通过相应的制度创建，可以更容易确保一个透明、清廉的政府。

13，现代中国等待完善的改革方向

理论知易行难，世道行且多艰。前文提过，所有能经历漫长进化史活在当今世界的人类，都拥有极强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人类讲述自己伟大历程的辉煌史诗里，每个族群都占据了不可替代的篇章。每个作为个体的人类，其适应环境生存和繁衍的能力是不存在过多差距的，但那么多富国的身后，依然有众多的穷国，甚至许多被遗忘的国家根本看不到任何发展改良走向现代社会的希望。那些最初来源于西方理论家，并在许多不发达国家的知识阶层流传的，只要推翻旧政府，建立一个基于自由主义的社会，每个人自由自在去追求他的利益就能使国家繁荣富强的一类美梦，只配受用幼稚或愚蠢。国与国的发展差距，不体现在个体国民的基因上，而在无法改变的自然环境、无法选择的文化记忆，以及可以在当下创造的社会的组织力，政府是最强大的组织载体，一个优秀的政府能确保安定的秩序，并提供诸如公平的法律、公路铁路网络、产业园区、经济扶持政策、良好的教育和医疗，在这个过程里逐渐提升全民的素质和福利。尽管国家的发展最终体现并依赖于每个个体，但国家的希望在一个强有力并追求公共利益的组织体系，而不在于一个一个分散的国民。中国的执政党所扮演的角色，不逊于全球从古自今任何一个政党，即便如苏共、印度国大党、土耳其社会民主人民党、墨西哥国家行动党这些历史悠久并长期垄断国内政局的政党，其更新自己思想体系延续自己生命周期发展国民福祉的所有方面，都不如中共卓有成效，最悲剧的苏共，遗憾的不是他们自己丢失了政权，而是使苏联人民丧失了庞大的组织体系，这是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战略竞争力，而崩溃后得以重建，则等待了一代人的漫长生涯。然而显而易见的，执政党过去的作为远非完美无缺，所留下的缺憾甚至罪过充盈人民之口，在当今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局面里，执政党的前路光明却山高路远坑深。

从宏观来看，人类社会的第一套价值系统是生存和繁衍，在一个资源有限，科技依然没有发达到为所有人类提供充沛物质消费的时代，族群与族群的竞争就将一直存在。政府运营的使命，就是更好的帮助华夏民族实现生存和繁衍，在现代的语境里，就是更强大的国防和经济文化技术的全面繁荣，就是中国梦。从古至今所有大国的崛起，都带来世界格局的重塑，从而引发先进国家的压制和打击，截至目前，中共以其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克制和对外韬光养晦的战略，实现了历史罕见的相对和平的崛起，但随着中国国力的继续提升，所面临的国际阻力将会成倍加剧。人类社会的第二套价值系统是平等和自由，如果要严格的区分，平等有机会的平等，也有结果的平等（倾向于平均），自由有消极层面的自由（在法律范围内拥有不做什么的自由，如免于奴役），也包含积极的自由（拥有想干一切事情的自由，包括充裕的物质消费和闲暇）。建国以来的前半期，除了被革命打倒的阶级，我们经历过政治、经济、文化从机会和结果都极端平等的年代（不过存在城乡二元的剪刀差），但这种平等因为过于倾向于平均，而使社会缺乏活力陷于极端的贫穷。在文革时的血脉贲张中，甚至相当多的百姓都具有政治上的自由，可以随意冲击政府机关甚至直接批斗国家元首，但人民的总体自由是匮乏的，在消极自由层面，人们没有思考的自由，所有的意识形态整齐划一，人们没有经济的自由，一大二公消灭了一切私有经济和微观层面的个体创造，在积极自由层面，尽管共产主义描绘了一个物资极为丰富按需分配的美好图景，但人民却连基本的温饱都没有实现甚至出现大饥荒。尽管代价巨大，但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建国前半段对平等主义的恢弘追求和勒紧裤腰带的戮力创业，为后半段的经济发展夯实了基础：一个平等的起点使解脱束缚的人民释放朝气蓬勃的激情，一个建立了门类齐全工业体系和国防巩固的大国能避免沦为低水平徘徊的依附性经济体。

经历了前半段被现代称为极左的时代，总设计师带领人民往右转，如今人民拥有的物质消费和经济自由等指标已经接近这个地球最发达的族群，但在诸多项目上，依然不满足平等和自由的精神：从机会平等看，现代中国在基础教育、大学录取、医疗卫生、工作选择的许多方面存在东西部、农村和城市、不同家庭背景的巨大差距，甚至某些差距在逐年扩大，危及人民对公平正义的信仰；从结果平等看，现代中国的贫富差距早已惊人的超过了国际认可的安全线，特权阶层和先富起来的人群享用着丰饶的生活，而持续多年无意中助推特权阶层和先富人群利益膨胀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在带来他们财富爆炸的同时，更推高了以上海北京为代表的房价、生活成本，而这一过程扼杀了城市中下层人民的幸福感和创造力；在自由的维度，积极的自由全球的哪个国家都没有能力提供，那些建立在透支基础上的高福利国家终将不可持续，而消极自由层面，体现在思想文化和民营经济发展领域，许多限制都等待松绑。平等和自由都是人类追求的价值，前面也分析过，这两个维度在很多方面是矛盾的，不可协调的，任何对极致平等和极致自由的追求都会损害另一项价值，所以现实政治绝非理论家贡献狗皮膏药就能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问题那么简单，不管何种主义和思想，都可能使国家遭遇灾难，现实政治需要的不是慷慨激昂美丽幻想，而是富有经验、技巧、勇气、妥协精神的政治家，在多种社会思潮和时代任务中拿捏平衡的中庸之道。政府领导国家前行时，平等和自由总是前路两侧高悬夜空的星辰，我们可以往左偏一点，也可以往右偏一点，但如果我们离自由太远，就该靠近自由，而离平等太远，就该靠近平等，只有这样才能永续向前，而我们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不管是经济停滞还是腐败横行，只要沿着更平等和更自由的方向谨慎前行，就几乎都能得到解答。

所以在这篇文章试图给改革提出看法的小节中，既没有足够能力也不打算对任何细节问题提出我的建议，例如有关教育公平和城市房价，因为这必然带有偏见，我只是试图提出一些看待问题新的角度和观念。唯一需要再多余的做一点提醒的是：任何社会的发展进程都会产生利益集团，而在一个我们的观念来源于媒体资讯，而媒体资讯又垄断在利益集团手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警惕社会看起来主流的观念实际上更多的代表了社会上层阶级的立场，例如经济的自由化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尽管对于经济健康发展这些是必需手段，但会有很多虎视眈眈的人群，借谋求公共利益作为幌子，去损公肥私，那些跟着拍手欢呼的人群被权贵集团卖了还天真的替人数钱。此外，由于建国前半段平等思想所带来的极左的不良印象，现代舆论对于追求平等总是有过分的警惕，但不管我们社会的自由建立得怎样冠冕堂皇也不管富人们的财产来自于怎样义正词严的合法收入，只要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穷人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和道德去发动任何运动，因为渴望平等，根植在人性的血液里。更重要的是不应该忘记，这个国家不管日后多么无限精彩，她是由一群泥腿子一群地地道道一无所有的底层人民依靠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也都是建立在13亿国民中8亿农民提供的庞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循序展开的，富人的财富不只是来源于他们的辛劳和智慧，更源于全体国民牺牲人权、福利、环境作为代价，那些动不动就威胁要移民的富人和权贵，是缺乏道义的人群，因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国民，每个人的成功都离不开社会的付出，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的苦难负有责任。

从微观来看，在前文中庸之道和贤能治国的分析中，已经暗含了现代中国在相应领域依然亟待解决的两大难点，和其他两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一起，可以总结为现代中国面临的四大主要问题：不自由的思想、难以控制的腐败、道德信仰缺失、创新能力不足，与之相应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建立一个基于中庸的思想市场、建立一个贤能治国的更开放的政府、恢复君子人格的道德教育、在产业领域增加社会自治空间。

（1）不自由的思想——建立一个基于中庸的思想市场

古今东西，所有的政府都会对潜在的可能颠覆政府秩序的组织和思潮进行抑制甚至镇压，帝王会追捕前朝残余，政教合一的政府会打击异教徒，美国民主自由的政府也会禁绝所有共产主义的活动。政府对舆论领域意识形态的管控实际上会出现双输的格局：政府需要不停加大人力投入并承受民间舆论的谴责，而民间的思想领地被压缩，文化和思想的创新被一定程度遏制。如果政府是一个软弱无能松散的政府、为谋取内部利益完全封闭的政府、或者极端的激进的政府，人民的不懈反抗是有意义的。问题的关键是，一个合格的政府，或者糟糕但有改良空间的政府，往往被小部分人认为是不合格的无改良必要的需要推翻的政府，这小部分通常来源于最活跃最具有对抗精神的知识和媒体阶层，前文探讨过，以读书人、公知为代表的阶层，脱离社会、痴愚幻想、狂妄自大、激进狂热，甚至常常被外国势力鼓动和扶持，他们借助若干来自海外的完全不合时宜的理念，掀起对抗政府动乱秩序的狂潮。更可怕的是，这些群体中少数坚定的激进主义者，一旦确立其对抗政府的志向，他当初那些为人民利益呼号奔走的善良动机也一并消失了，批评的人格一旦形成，甚至会反对建设，对抗政府原本是其手段，此后却成了目的。例如当初励志国家福祉而希冀推翻清朝的汪精卫，成名作是刺杀摄政王，原因是摄政王准备出国考察在中国进行君主立宪改革，这是一个糟糕政府的正面作为，革命党人决定刺杀他，因为倘若现代化改革成功清王朝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反政府从手段变成目的，于是他们甚至希望国家越烂越好，越有利于政府倒台，这些动机和如今活跃在海外唱空中国的前异见人士，几乎如出一辙。因此，政府钳制舆论控制意识形态，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些被钳制者，并非都是无辜者和善良者。

长期对思想领域采取高压政策，害处是十分明显的，最重大的贻害是使思想文化领域丧创新能力和吸纳能力，而思想创新，是一个民族在国家竞争中取胜的关键之一。在战争时代，文化落后又无历史经验可以借用的国家要迅速崛起往往借用外力，秦国得以统一六国，奠基于从卫国而来的商鞅引入了法家思想。和平时代，强大国家会形成磁石性的马太效应，美国在二战后崛起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吸纳了全球众多思想、科技领域的顶尖学者，至今仍然有各个领域的人才源源不断的流入美国，支撑了美国从严肃科学到文化艺术的全面领先，各种思潮在美国百花齐放。一个国家从政府层面对新思想的推广应用必须慎之又慎，但要想成为领先的国家，应该有开放的胸襟任其在民间的土壤自由发育生长，从而形成一个思想相互竞争的自由市场，在民间的选择中，正确的思想才会得到光大。前文提过，中国传统政治的宝贵经验是坚持贤能治国，治国分工，普通民众被从公共事务的决策中驱离。这里面的问题是，一方面，人民是否就完全没有参与公共政治的渠道？另一方面，怎么确保上层的领导集团，拥有正确的治国理念，尽管一大群人都犯错的概率已经大幅减小了。

一个民间自由思想市场的存在，就完美的回应了上述两大问题。人民对于整个国家的宏观事务，通过自由的参与公共议论创造公共观念和思想产品，这些理念不停碰撞发育，会沉淀为若干带有共识的思想。对于具体事务，政府会回应民间舆论吁求，对于长远战略，上层政治集团来源于广大民间，其思想和决策会无形中受到民间思潮的影响并吸纳经过沉淀的思想成果，推动国家管理朝着充分开放动态创新的方向发展。

但对一个落后国家而言，建设一个自由思想市场是困难的。前文分析过，一个落后国家，在全球的思想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独立创造思想产品的能力，几乎所有的知识阶层都处在被强势国家思想倾销的境地，而且是不知不觉心甘情愿飞蛾扑火，在脆弱的信仰书本的知识阶层中，西方思想几乎遇佛杀佛，成了唯一霸占市场的垄断品。所以西方政客所煽动的舆论自由，不过是为他们的霸占大开方便之门，当今，正是以普世价值选举民主为核心的强势国家推销的思想理念，在破坏着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独立，并同样尝试来控制和影响中国。这就是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严加控制的根本原因。尽管伴随经济发展中国政府的制度信心越来越强大，各种管制的放松早已开始，但文艺社科领域，无形的管控依然无处不在。

如果长远的中国要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这种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国防的硬实力，也体现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软实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就必须建立一个基于中庸的强调包容、自由、多元的思想市场，让每个国民都自由的分享专业看法和贡献认知盈余，但这个过程要回避文人一蹴而就的激进幻想，点滴积累经年而成。对于知识阶层，应该尽早将目光投向渊源于数千年历史进程中的政府合法性，并尝试取得广泛共识，放弃唯西方论的狭隘，越是强调少数人口口念叨的民主的合法性，与政府的对抗就越激烈，离真正的思想的自由就越遥远，更重要的是对文人自身，他们越是生活在偏执和对抗里，他们日思夜想的真理，就越是镜花水月。而对于政府，在防止颠覆这类极端事件发生的前提下，应逐渐激活民间思想，并尝试转变过去陈旧的话语体系，引入更符合中国历史传承的符号素材，来重新构筑更具有说服力和传播力的思想观念，而这种推陈出新的价值系统，不仅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能沉淀进每个国民的心底，而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能引领国家的未来，并推广为面向世界贡献的一套前所未有的思想制度，成为中华文明在全球复兴的载体，帮助那些动乱中的国家找到新的秩序以摆脱发展的陷阱，

（2）难以控制的腐败——建立一个贤能治国的更开放的政府

前文已经论述过，腐败和产生政府的方式没有任何关系，腐败的动机根植于自利的人性，所有的权力都天然具有腐败的倾向，只要腐败行为不易被察觉，或者察觉后也不易被惩处。在国际公认的清廉度排名里，靠前的国家既有民主制，也有威权制，相应地，靠后的既有选举政府，也有独裁王国。在是否民主这一指标之外，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程度与腐败的关联度相对更加密切，这两者互为因果，清廉的政府有助于发展经济，而繁荣的经济往往带来社会机体更成熟的发育，这里面包括政府内部的制衡体系更制度化更有效率的运转，如监察系统、司法系统，也包括社会组织的外部制衡更加独立和竞争充分，如媒体系统和行业协会，以及最重要的全民对制度的信仰和行为预期是否更加遵从制度约束而非潜规则，如公务员预期腐败行为大概率会得到惩罚，百姓预期大部分事情通过正规程序成本最小。受到强势国家刻意扭曲的信息误导，许多文人轻信民主国家更加廉洁，他们既无视英、美在工业革命时期猖獗的腐败，也无视非民主的新加坡相对民主的马来西亚、非民主的中国相对民主的印度都更加清廉；与此同时受到普世价值仅仅停留在文本宣传的蛊惑，妄想只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多党选举、三权分立以及充分的言论自由保证媒体的监督权，就能根治腐败，法律文本和政府机关可以一朝之内就完美设计出来，但每一个国民的心理习惯和行为模式是不会轻易变化的，而每一个政府部门也通常不会按照明文法律自律运转而是选择维护集团利益并尽可能绕过一切法律。治理腐败，归根结底是一个庞大社会相互制约的各个组织部门高效运转的结果，背后是每个个体对法律的信仰以及对他人大多会遵守法律的坚定预期，这是一个比经济建设更艰辛永远不会有完美终点的航程。治理腐败既可以成为政府治理一切怠政的入口，也可以成为所有国民参与政治的途径。

从微观层面来看，治理腐败涉及各个层面的法律和组织建设，在这一角度，西方各国有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例如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相对独立、媒体拥有更自由的监督权力，但任何经验不是简单移植就能包治百病，一切局部组织的存活和生机，都有赖于它的一系列环境，要使一个组织移植后得到新生，除非将它的小环境一并移植，而小环境之外还有大环境，推而广之，必须将整个政府、经济、文化、国民、历史全部移植，这是世界上最荒唐和不可思议的激进主义，这一理念百年前的严复已经探讨过，不加详述。此处有必要对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两大社会吁求做一些新角度的思考，一切社会改革都必须考虑社会现实，现状是在政府领域存在几乎渗透进各个系统的广泛腐败，需要考虑怎样避免司法独立产生凌驾于行政的新特权怎样确保司法干预不带来失控的行政冲击；在经济领域，已经诞生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某些事务上（如激进的私有化）能形成合力，甚至通过和体制内力量交织能左右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利益中立的强力权威存在，单靠几个分裂的弱小政党和徒有声音的媒体，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这就是为何一些落后民主国家的政治实际上操控在财团手中而非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对于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博弈需要单独的大篇幅来讨论，这其中既有积极价值也有侵害公益的一面，此处略过，仅举一个中性的经济力量和媒体力量相互结合的例子：国内在财经领域的媒体运营相对自由，财经界知名的几大大报纸都是民营，经过一系股权转让，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如今都分别控制在最大的民营企业旗下。

更重要的是从宏观层面来看，站在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的传承演化，那些历朝历代经过漫长发育完善都没能克服的缺陷，在如今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下，是否能找到一套更新的解决办法。一个理想中的政府，应该满足至少五个条件：秩序、公益、高效、廉洁、开放。

秩序指的是对社会秩序的恢复或维持，是与不建立政府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和动荡相比，是与软弱无能的政府相比，也是与陷于分裂和外国势力统治的状态相比。秩序往往依靠于强力，军队和警察系统。任何没有秩序的国家，暴力恢复秩序，都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任何拥有秩序的国家，一切改革都应从尊重现有秩序出发，不管现有秩序是独裁还是民主。

公益这一要求，不存在于虚无飘渺的道德推理或美好幻想，而在于如果一个政府不坚持公益而代表少数家族、族群或阶层的利益，这个政府就迟早会遇到反抗，从而失去稳定。如果只给政府留下一个目的，那就是公益，古人讲以民为本，执政党称为人民服务，但一个政府是否坚持公益是难以衡量的，几乎所有的政府都会宣称代表了人民，也几乎在所有的政府治理下，都会有不满妄图推翻政府的人民。

高效的要求，是政府在建立之后维持自我运转的效率体现，它既隐含在具体事务的执行上也体现在长期政策的合理性上。高效是对政府更具体的要求，但这一指标依然难以检验，短期的效率可以感知，例如政府对修路架桥救灾办证一类事务，而长期的效率，例如执行何种经济发展战略，则需要至少一代人才能检验。可喜的是，至少截止目前，中国政府在高效的要求上，成绩优异。

而廉洁，是公益和高效要求的自然延伸，因为一个腐败的政府必然掠夺公共利益，并损害政府的效率，尽管很多时候往往牺牲一些廉洁以获得更多的效率。廉洁是唯一可以考察和量化的，政府是否公益是否高效，可以经由廉洁这一指标经由民众间接衡量，只要政府官员做到了廉洁，民众就应该给予充分的信任，政府的所有决策就应该得到尊重，否则社会就无法健康有序的运转。背后的逻辑是，一旦政府官员的所有行事不再谋求个人或家族的非法经济利益，那他们的动机就应该是出于职业精神、公益精神，并通成就感和荣誉感获得回报，而官员群体中最卓越的政治家，他们的所求远不在物质和权欲，而在于把个人寄予在民族的千秋事业，以此获得生命的崇高和灵魂的伟大。因此，在一切衡量政府合法性的指标中，源于战争暴力的秩序的合法性，源于民主的公益的合法性，源于效率的经济成就的合法性，都可以让位于廉洁的合法性，这一结论甚至可以舍弃一切论证过程，而只是立足于是否可检验可量化可执行的的角度。

开放的要求，源于一切都可能是错误的这一哲学，不管是最高领袖还是领导集体，都有可能由于其智慧、经验、精力、意志的局限，出现错误。站在政府的角度，为了更好的实现秩序、公益、高效、廉洁，就应该努力建立一个开放的政府，长期演化下的开放必然回应民间积极的诉求，一个坚持开放的政府必然是导向发展的政府，这就是不仅关于腐败治理也关于所有政府存立问题的观点：在坚持单一权威的前提下建立一个贤能治国的更开放的政府。

开放，首先体现在权力上，权力开放能部分解决官员选拔的逆向选择困境。政府权力不能集中于单个人单个家族单个阶层的手中。随着执政党集体领导和任期更替制度的建立，最高权力在开放上已经走上了一条健康的道路，剩下的是细节的完善，建立于单一权威制度的政治体系会更加稳定，趋于理性，并寻求长远利益。那些要求更大开放进而走向民主的理论，无疑，会使民意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使整个社会的政治运作背离专业分工，进而违背前述单一权威的前提，当一个民主国家殖民地收缩、海外利润锐减、金融和货币战略倒退、政府债务不再可持续，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经济金融危机，都会使利益输入终止，集体共识和集团投票机制得以维持的条件就宣告结束。但在权力的局部运作、平行监督、以及社会的基层管理中，欧美健全的微观制度体系，有极多可以借鉴之处，可以综合运用投票、选举、察举、科举等多种微观工具，并借鉴分权制衡和行业自治的理念，大大加强政府权力的开放，使权力来源多元化。政治应该是专业的事情，交由专业的人去做，当然，政治也应该是开放的事业，任何人都有权利去参与政治，只要他有热情和能力，并按照公平的制度。例如，在传统公务员渠道之外，可以更高层面适度开放政府权力，将社会领域有志于政治的管理型人才如企业家或专业型人才如文化精英吸纳入政府体系，成为综合官僚或专业领导，政府引进新生力量，会加强社会流动性，给政府带来全新的观念和作风，对传统官僚形成竞争压力。

另一个更具操作意义的领域，就是信息层面的开放，信息开放能解决官员监督的道德风险。前文论述过，几乎所有的腐败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信息传递上的不充分，腐败只在黑暗里才可以生长。传统的腐败治理，依赖于政府内部的横向制衡和从上到下的管控，并辅以媒体力量的监督，但反腐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政府内部。一个政府的人力、财力、智力和道德动力都是有限的，反腐败的浩大任务交给它实在体力不支。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信息传递的加速，这一现象无形中改变了现实社会的几乎所有面貌，它使日常交往、企业运营，以及政府的运转、监督都可以在更大的半径更短的时间里发生，从而带来新的政治伦理。前述理想政府的几大条件中，秩序、公益、高效这三大条件人民是无法直接监督的，开放作为一种方向可以吁求但何种程度适可而止却难以量化也具有专业属性，只有廉洁是可观察可量化可检验的指标，这一指标不具有专业判断的属性每一个人民都有能力去参与，同时政府自身在确保廉洁上力有不逮，就应该让治理腐败回归群众运动。网络的兴起，从最初的论坛到如今的微博，为举报腐败、揭发犯罪、曝光社会不公建立了一个信息更畅通的平台，经过近年日积月累的发育起到了一定治理腐败消减犯罪治理不公的作用，并部分实现了纾解社会矛盾震慑官僚心态的效果。而借助时兴的互联网思维，例如去中心化、群众分包，通过信息技术可以构建一个更开放更透明的政府，除了传统的有关政府财政和日常运转的信息公开，涉及公务员腐败的所有相关信息包括全部个人财产状况都应该向人民公开，并通过一个中心网站可即时查询、反馈、举证，将人民监督的力量落实到每一个官员个体。一个良性的政治运转应该建立于如下互为条件的共识：由于人才的发现和公共问题的决策都具有专业性因此人民应完全信任政府，但由于反腐败具有非专业性因此政府应该全部透明并取信于人民的监督。

当然以上微观建议依然是一个充满了激进主义的幻想，它的建立需要考量政治现实循序渐进。对于业已存在的大量腐败现象，未来的政府或可通过一些财税手段如建立公共账户匿名回收、征收不明收入阳光税等形式部分充公消解，并对在新法令执行日之前的绝大多数腐败行为达成行政宽恕和社会谅解。这其中的节奏和程度拿捏，只有交给实干家的勇气、手段、经验和智慧，历朝历代治吏背后的力量博弈，都几乎关系政权存亡立废，远非痛快文字和一时意气可以解决。但有一点可以确认，世界上那些反对独裁的诉求，应该转向更追求一个开放的政府，而不是民主政府，民主这个词应该从记忆中忘却，它语焉不详，从来不应该成为政治追求的目标。

（3）道德信仰缺失——恢复君子人格的道德教育

这一点和下一点离政治较远，因此仅简单说明。法律和道德是社会并存的两套秩序，前者的执行需要暴力和司法的成本，所约束的事项远不能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最极端的法家思想也不能忽略道德的作用。道德诞生于人类的进化选择，和人类为了更好的繁衍生息密切相关，在东西方的传统社会，道德的文本化和人际传播，都渊源于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思考者，如孔子、释迦摩尼、摩西、耶稣，他们的思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的思考结晶在一个自由思想市场中战胜了其他思想者，然后得以自动流传开来。当政者在法律之外为了强化道德力量维护社会秩序，采纳了最有智慧的人提供的道德讲述，使传统的道德律令得以进入千家万户。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会加速道德的动荡，例如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同时产生时代的新道德，几乎每个国家都经历了旧道德式微和旧道德复兴的迭代，因为道德深耕于人性，而人性至少在过去人类有国家诞生以来的不足万年里亘古未变。遗憾的是，史上会有一些富有雄心缺乏敬畏的当政者，妄图将传统道德的叙述隐去，而改换带有强烈当政者意志和印记的叙述，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叙述没有经过自由的思想竞争和时代检验，革命高潮涤荡人心的时期一过，便无法获得持久说服力和感召力，起不到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作用。更贻害的是，一种道德宣传如果得不到信任，就会令人觉得虚伪，一种虚伪感的口号会使国民对政府缺乏信赖，一个不真诚的国度对内对外都是缺乏力量的。

当前中国的道德信仰缺失广受议论，甚至在许多地区出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乘虚而入的现象。原因一是中国经济的急剧变革带来的熟人社会的消失，二是官方推广的道德体系缺乏历史传承。随着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适应，道德信仰本身有回归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重新拾回对历史的敬畏，那些传承了数千年的道德文化精髓历久弥新，应该用尊重前人的态度找到传统的语言载体。中国人最重要的道德追求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君子二字，古文经典中语义模糊无准确释义，从最初贵族品格最后演化为对普通人的期待，在中国人的语境和情感里带有丰富的意象，它涵盖了仁义礼智、温良谦恭、淡泊明志、侠肝义胆、忠诚重信等多种价值追求。政府应该在国民道德宣传里放弃旧有话语，而以君子人格统摄推广，并融入新的时代内涵，给后世留下一个君子的国度，给西方展示一个君子的东方。

（4）创新能力不足——在产业领域增加社会自治空间

站在科学和工业革命的角度，中国的传统缺乏创新，简单称中国缺乏创新是片面的，实质的原因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政府治理和社会运转都最佳的适应了自然环境，到达一个变化极为缓慢接近于静态的社会，国民专注于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和自然和灵魂去搏斗。西方人在科学和工业上所体现的创新也是一个道理，他们原本适应了环境在王国分离对垒中达到力量平衡，在对东方财富的追求中建立了贸易城市孕育了文艺复兴并意外的发现了新大陆，新力量的冲击改变了旧有平衡诞生了科学爆炸和工业革命。

一些理论认为中国缺乏创新，是因为中国存在大一统的专制制度，王朝治理压制了社会创新。这句话只有极少正确的成分，那就是如果王朝不大一统，相互分裂对抗的国家会部分加剧创新。但当实现统一后，中国王朝虽然集权却在社会的基层领域存在广泛的社会自治，传统的王朝治理一般渗透到县一级官吏，更基层的社会以宗族为单位，进行宗法治理，有关教育、救济、修建、治安等公共事务，在相当长期都由地方自我管理。一个地方充分自治的社会，一些现象若然没有产生，那就是在那样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中，实在没有产生的必要。

进入现代中国，政府以强力和高效的姿态促成全民完成公共积累，并推动基础设施的超速发展，通过金融管制扶持国有企业和出口导向的民营企业，通过产业指导和产业扶持来发展战略性产业，这一进程使中国这个庞大的体量得以巨人奔跑，取得从追赶到赶超的发展奇迹。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模仿中创新的过程，例如腾讯诞生了全球唯一的商业模式、华为在高技术密度的行业里坐二望一。如今中国在钢铁水泥基建造船重工等几乎所有领域，占据世界头把交椅或进入第一阵营，除了高端机械数控机床半导体芯片等少数行业，这些成绩和一个强势的政府分不开。强势政府在未来依然需要长期存在，例如对抗利益集团、完成财富分配甚至新兴产业发展扶持等众多公共事务都需要强势政府的出场。

不过一旦中国在各个传统产业都完成了对西方的追赶，接下来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将比拼的是创新能力。这些国家的大国中主要是美国，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诞生了页岩气革命，彻底扭转美国在能源市场的格局由天然气进口变成出口国；美国还诞生了3d打印，从概念到进入生活应用到可能改变全部制造业逻辑的前瞻预期，气势蓬勃；美国还诞生了苹果和特斯拉汽车，在集成全球技术，仅仅通过品牌塑造、产品开发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聚敛起惊人的商业价值。乐观的是，放眼世界在产业创新的比赛中，中国是跟进美国最迅速的国家很多领域甚至贴身肉搏，许多传统发达国家，已经沦为毫无创造力坐吃山空没落贵族的境地。悲观的是，中国在与美国的创新竞赛中更多的还是学习者，引领性创新极少。这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未到火候，另一方面与政府对一些产业的过度管控有一定关系，在政府管制最少的互联网行业，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是世界联网产业的孤峰绝顶。

前文论述过，现代社会建立在专业分工基础上，公共政治的事务都应该交给政府，但一些局部事务，如社区管理、学术研究、企业发展等微观层面，一群社区居民、教授学者、企业员工对相关问题的专业度可能超过政府，在这些领域可以引入选举管理、专家自决、行业组织自治，采用无为而治任其自由发展。在这些微观领域放活，用政府的话语就是充分发挥民间的创造性，这是引领性创新的源泉，因为再卓越的政府官僚，他可能是最卓越的治国人才，却不能同时成为最卓越的企业家和科学家。

在与领先大国的竞争里现代中国已经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社会治理上强调稳定兼顾公平，经济发展上国有主导释放自由，政治建设上规避混乱的民主制度而上引中国传统精神，融合创新了一套独有的贤能治国体系，正如所有的追赶都往往源于弯道超车，中国的崛起将带来全新的治国思维。中共的卓越，不在于他们由一群泥腿子筚路蓝缕夺得天下、在一片广袤疆土上的赫赫战功、对一个衰落民族从头至尾的改天换地，而在于他们正在复兴一种已经绵延两千多年的价值传统，这种传统既改变全球的格局，更重要的是它可能给世界处于动乱中的近20亿人，带去重新组织并追赶上现代社会步伐以新的希望。

上个世纪初，文名傲儒事功超群的张謇曾留下呕血遗言“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当不远的一天，家国复兴的民族梦实现之日，华夏的子孙大概可以欣慰的说身为中国人是一种命定的福分。这是一个年老的民族也是一个新生的民族，只有走过了那些屈辱而挣扎的岁月，我们才能惊叹于她无与伦比的生命力。

回看前文，笔力浅陋许多细节并未讲清，要展开估计篇幅得翻倍了，但准备就此收住不再多谈，为此文已经耗费掉许多原本可以用来赚钱买房的时间。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我反对民主绝非因为我是富人害怕这个社会动乱。啰嗦这两句是为了再强调一句：永远不要轻信那些声嘶力竭呼吁民主的文人，他们在准备篡夺政权前首先篡夺的是人民的代表权，他们从来不曾代表人民，真正的人民，默不作声正忙于生计。

最后必须申明：基于一切都可能错误的立场，本文的所有句子都可能错误。

@吃青草的冬瓜（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