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医历史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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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完全没有中医理论基础的初学者怎样学习中医呢？
既然没有基础，那么，了解中医基本理论内容，如阴阳五行、脏腑生理病理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经络学说等基本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否则，要进行临床实践，就会发生困难。有的人不相信系统学习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性，他们以为只要学会一种简单易学的方法，照样可以开方治病，何必学习哪些繁难的理论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临床见习的缘故，其实，只要一上临床实践，他们很快就可以知道，哪些简单的方法绝对应付不了五花八门的各色各样病症，此事空谈容易实践难，否则就会神州大地遍地神医，哪会有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中医成为名医的机会啊！
那么怎样进行中医基本理论学习呢？从中医统编教材入手，可以比较系统、比较快的掌握中医基本知识。学习顺序是中基、中诊、内经讲义、伤寒论讲义、金匮要略讲义，在学习伤寒论的同时，同步进行中药学、方剂学的阅读，这样就可以初步打下一个中医理论基础了。这些教材的重点是中医经典，对于内经讲义，不只是要求了解基本概念，还要熟悉其主要论点的依据、原理，要求自己能够应用这些基本理论，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进行解释。对于伤寒论的学习，要求熟悉各篇所有的条文，熟悉全书的基本结构。

其次，是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的中医爱好者与刚毕业的中医院校毕业生，他们应该怎样进一步学习中医，而能够把他们已经熟悉了的中医理论，转变为实践操作能力呢？
这个问题是学习中医究竟能不能达到目的的关键，也是中医在21世纪究竟还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为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局面下，如果一个中医师要在十几年二十年才能够在当地小有名气从而过上小康生活，那么，一个普通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也许要不了这么长时间，也会同样过上拥有一座小楼房、彩电、冰箱的小康日子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怪乎当下很多中医院校已经生源缺乏，日子难以为继，行将关门大吉了。
那么，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的人究竟应该怎样学习中医？
意见是精读古代可以作为典范的几种医案。精读《寓意草》、《朱丹溪医案》、《谢映庐医案》、《叶天士医案》以及《古今医案按》五本书。
如果是从零学起，为了避免走弯路，最好的办法是只读古籍原文。读不懂的话找个老师请教。不要读现代白话的，那些都是歪曲了的中医。另外跟着一位明理的大夫出诊。这是明路。

古籍楼下讲的很对：《黄帝内经》首当其冲。其后才是《伤寒杂病论》《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再往后是一些名家的医案。另外特别推荐一本《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彭子益）也特别值得一读。

黄帝内经要多家参读，不能局限一家之言，还有要取精去糟，不是每个人说的都100%准确，有时要有自己的看法。推荐几本书：

古代名医译本：素问-王冰；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吴昆医学全书，有一半是将内经的)；清 张志聪 - 素问集注；明·马莳-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

现代医生讲座（名医都研究伤寒病杂病去了）：徐文兵（讲座特别多，2、3句话讲一个小时，光扯闲篇了，不过里面还是有不少真知灼见的，值得一看）、王正龙（已故，讲座录像比较少，多是讲课笔记，里面有正龙的不少自家见解，值得思考），王洪图也编过一本，《中医药学高级丛书—内经》，讲的比较细，先讲的历史发展、医理、最后是原文释义，对于初学者还是不错的，学过中医的直接看原文释义就可以了。
http://www.tgzyw.net/read.php?tid=47455&fpage=0&toread=&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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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历史起源

　　“中医”二字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经方》，其云：“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在这里中字念去声，中。“中医”这个名词真正出现得到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区别中西医给中国医学起名中医。这个时候的中医的名称是为和西医做一个对比。到了1936年，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正式法定了中医两个字。过去人们又叫中国医学为“汉医”“传统医”“国医”这些都是区别于西医而先后出现的。两千多年前，《汉书》里的那个中医概念，倒是体现了中国医学中的一个最高境界。

　　中医发源于中国黄河流域，很早就建立了学术体系。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

　　中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早在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末——前256年），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内经》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脏苦欲补泻"等学说，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

　　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本书载药365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黄帝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此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从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到隋唐五代（公元581——960年），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成熟。针灸专著有《针灸甲乙经》；《抱朴子》和《肘后方》是炼丹的代表著作；制药方面有《雷公炮炙论》；外科有《刘涓子鬼遗方》；《诸病源候论》是病因专著，《颅囟经》是儿科专著；《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眼科专著有《银海精微》等等。另外，唐代还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书。

　　唐代（公元618——907年）经济繁荣，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唐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唐本草》的编修工作。全书载药850种，还增加了药物图谱，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

　　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来，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明代（公元1368——1644年）时，有一批医学家提出把伤寒、温病和温疫等病区分开。到了清代，温病学说达到成熟阶段，出现了《温热论》等专著。

　　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一批医学家们主张"中西医汇通"，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

　　到了明代（公元1368——1644年），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载药1892种，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致中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致中和。寒就要让热，热就要寒，结就要散，逸就要劳，劳就要逸。微者逆之，小的你就可以逆它。甚者从之，你不能逆它，你逆它你就崩溃了就没有了。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适事为故，恰到好处就好了。以平为期，以和为重，这就是它的一种最高境界。《中庸》一书中至关重要的哲学命题是“致中和”这一思想。《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的是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可以说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在这个终级目标下，中医是用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这三大来自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来具体解释生命的秘密。

　　第一个代称是歧黄。这个名字来源于《黄帝内经》。因其是黄帝与歧伯讨论医学的专著，便称《黄帝内经》为歧黄之术。自然，歧黄也就成了中医的别名。

　　第二个代称叫青囊。现在知此名字并使用者甚少。它的来源与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有关。据说，华佗被杀前，为报一狱吏酒肉侍奉之恩，曾将所用医书装满一青囊送与他。华佗死后，狱吏亦行医，使华佗的部分医术流传下来，据此，后人称中医为青囊。

　　第三个代称唤杏林。这个名字的起始，也与三国有关。有资料介绍，三国时吴国有位名医叫董奉，他一度在江西庐山隐居。附近百姓闻名求医，但董奉从不收取钱财，只求轻症被治愈者种一棵杏树，大病重病被治愈者种五棵杏树。数年后，董奉门前杏树成林，一望无际。从此，人们便唤中医为杏林。

　　第四个代称称悬壶。传说河南汝南的费长房在街上看到一卖药老者的竿杆上挂一葫芦，奇怪的是，天黑散街后，老者就跳入那葫芦中。为弄清底细，费长房以酒款待，老者后来约他同入葫芦中，只见玉堂俨丽，甘肴旨酒。费长房即拜老者为师，学修仙之道。数载后，他术精业成，辞师出山，又得壶翁传赠的治病鞭鬼之竹杖，从此悬壶行医。从那时起，医生腰间挂的和诊所前悬的葫芦，便成了中医的标志。

　　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后，中医亦被称为“皇汉医学”。在日本中医被称为“汉方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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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医药学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它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与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是我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灿明珠。千百年来，中国医药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促进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原始社会的医疗活动（远古-公元前21世纪）

距今17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生息、劳动、繁衍在祖国的土地上。

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原始社会的低级阶段。原始群时代，人类刚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生产能力极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他们采集植物的果实，挖掘根茎，猎取鸟兽为食物。他们不会制造石器工具，不知道用火，也不从事捕鱼捉蚌。

血缘家族公社时期是原始社会发展的另一阶段。元谋猿人（1965年5月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其化石，距今170万年）、蓝田猿人（1963年7月在陕西蓝田陈家窝村附近、1964年5月在陕西蓝田公王岭分别发现其化石，分别距今65万年或75-80万年）、北京猿人（1927年起至解放后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多次发现其化石，距今约69万年）、和县猿人（1980年11月在安徽和县龙潭洞发现其化石，距今69万年左右）等大都处于血缘家族公社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已开始学会用火和保藏火种，并可以制作原始石器工具。火为原始人类扩大了生活领域，增强了自卫能力，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得解放的一个巨大动力。 距今约20万年前，人类开始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猿人特征完全消失，开始形成现代人。此时的石器和骨器制造更加精致，已出现带孔的骨针、兽牙、海蚶壳、鱼鸟骨等用具及装饰品。陕西大荔人、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山西丁村人等均处于这一时期。从血缘家族公社时期到此时称为旧石器时代。到了距今约七、八千年前，中国的母系氏族公社进入繁荣时期，许多人口众多、规模较大原始村落在这一时期形成，人们开始驯养和繁殖动物并种植植物，由此产生和发展了最初的畜牧业和农业。石器、木器、骨器的制造，及纺织、编织和陶器的生产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青莲岗文化、马家浜文化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大约开始于5000多年前。在这一时期，男子代替妇女成为主要的农业劳动者，加强了农业劳动力，大大改进了农业生产工具，使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此时还出现了冶铜业，制陶技术也有了很大改进。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齐家文化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从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到此时，又称为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公社是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 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的斗争中，医药学也有了最初的萌芽。

医药的起源

根据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推断，人类最初的疾病主要有龋齿、牙周病等口腔疾病，动物咬伤、击伤、刺伤及骨折等骨伤疾病，难产及新生儿夭折十分常见，食物中毒、肠胃病、皮肤病等也是常见疾病。在与这些疾病的斗争过程中，原始人创造了最初的医疗方法，这也就是医药的起源。

内服药的起源

在采集野果、种籽和挖取植物根茎的过程中，原始人类由于没有经验，不能辨别植物是否有毒，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往往会误食一些有毒的植物，引起腹泻、呕吐、昏迷，甚至导致死亡。经过长期的实践，人类逐渐掌握了一些植物的形态和性能，了解到某些植物美味可口，而另一些却苦涩难咽；有的植物有毒，有的植物无毒。人们将味美无毒的植物采集来作为食品，把有毒的植物用于制作毒药、毒箭，射杀猛兽。以后，人们又渐渐发现有时患病偶然食用了某种植物，病情就得到缓解，甚至痊愈。同时也发现有的植物尽管有毒，但是适量食用也可以收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这样，人类就逐步积累起了对植物药的认识。古代史书中有关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记载，实际上就是对人们认识植物药的实践过程的反映。 狩猎和渔业的发展，使原始人有了较多的肉类、鱼类及蚌蛤类食物。渐渐地，人们了解到某些动物的脂肪、血液、内脏及骨骼、甲壳等的食用价值和治疗作用，从而积累了一些动物药知识。 总之，植物药、动物药知识的积累都离不开人们的长期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国民间流传的“药食同源”的说法，正是对植物药、动物药起源的真实写照。
以后，随着采矿业的发展，人们对矿物的认识不断加深，逐渐掌握了某些矿物的性能，从而发现一些矿物的治疗作用，积累了有关矿物药的一些知识。

外治法的起源

在狩猎及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会与野兽搏斗或发生部族之间的争斗，因此外伤是很常见的。起初，人们只是随便用树叶、草茎、泥灰涂敷在伤口上，久而久之，发现某些植物的叶、茎对伤口有特殊的治疗作用，从而发现了一些外用药，积累了药物外敷的经验。 当受外伤身体局部出现疼痛和肿胀时，人们会本能地用手在受伤部位抚摸。这些简单的动作可以起到散瘀消肿、减轻疼痛的作用。这可以说是原始按摩法的起源。

在外伤出血的情况下，人们会用手指在伤口周围压迫，或用泥土、捣烂的植物茎叶涂敷于伤口上。在这种下意识的简单处置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某些植物具有止血作用，从而产生了最初的治疗体表出血的方法。

在原始人开始使用火之后，逐渐发现在烧石取暖的过程中，因受寒湿引起的疾病得以减轻，从而开始有意识地用这种方法治疗寒湿疼痛等症，这就是热熨的起源。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原始人类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掌握了用兽角、棘剌、甲壳、兽骨、鱼刺等作为工具在人体上进行去除异物、开放脓肿、施行放血等外科手术。据考证，原始人曾用燧石刀切除脓肿或施行剖腹产、截肢、穿耳、穿鼻及穿颅术等外科手术。

针刺的起源

远古时期，人们有时偶然被一些尖硬物体，如石头、荆棘等碰撞了身体表面的某个部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疼痛被减轻的现象。类似情形多次重复出现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用一些尖利的石块来刺身体的某些部位或人为地刺破身体使之出血，以减轻疼痛。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已掌握了挖制、磨制技术，能够制作出一些比较精致的、适合于刺入身体以治疗疾病的石器，这种石器就是最古老的医疗工具枣砭石。除了用来刺入身体以治病外，砭石在当时还更常用于外科化脓性感染的切开排脓，所以又被称为针石或鑱石。可以说，砭石是后世刀针工具的基础和前身。


灸法的起源

灸法可能是在热熨法的基础上产生的。据推测，原始人在烤火取暖、煮食或篝火防兽时，有时可能会被迸出的火星烧灼烫伤皮肤，但同时这种局部的烧灼也可以减轻某些疾病的症状。这种情形反复多次出现，就使人们受到启发，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选用一些干枯的植物茎叶作燃料，对局部进行温热刺激。由于艾叶具有易于燃烧，气味芳香，资源丰富，易于加工贮藏等特点，因而后来成为了最主要的灸治原料。


最初的卫生保健

原始人类对火的发现、有关取火的发明及对火的使用在人类卫生保健史上有重要意义。火的使用，可以帮助人们御寒，使人类减少因风寒而引起的外感疾病和长期居住在黑暗潮湿处所导致的风湿病；可以防御野兽的侵袭，加强自卫能力，减少与猛兽搏斗而致的外伤性疾病；可以使人类由食用生食转为进食熟食，减少肠道传染病、消化性疾病、寄生虫病及其它有关疾病的发生；可以提高食物的消化和吸收程度，促进人体的发育，提高人体素质，增进健康，延长寿命。此外，火的使用，也对热熨、灸法、汤药等治疗方法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原始人开始用火以后，因烧烤食物而发现了制陶的方法。陶器的发明，使人类的饮食卫生有了显著的改善，人们使用陶器盛装食物，减少了食物的污染机会，降低了人类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延长了寿命。

原始人类最初居住在山洞、树洞等天然居所之中，以后又有在树上搭巢而居的情况。天然住所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免遭野兽的侵袭，但是风雨和潮湿仍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健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建造人工住所。由于当时人们过着不定居的生活，最初的人工居所很简单，易建易移，便于迁居。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开始过定居生活，住所也逐渐固定化。人们根据不同的的地理环境，修建了不同形式的居室。北方多采用土木结构的穴居、半穴居建筑形式，这些建筑对取暖、防潮、烧煮食物、透光、通风、储藏食物、饲养家畜均有所考虑。南方多建有干栏建筑，以适应南方地势低洼、气候炎热、雨量频繁、蛇虫较多的地理特点。这些最初的居所建筑，对人类的卫生保健是十分有益的。 原始人最初赤身露体，以后开始用树叶、羽毛、兽皮遮挡身体，以防避寒暑和蛇虫咬伤。随着骨针、骨锥的出现，人们开始用兽皮缝制衣裳。以后，随着石器的发展，出现了原始的纺织工具，人们开始穿着葛麻织物、苎麻织物和丝织物。衣着条件的改善，使人们既可以抵御寒暑，又可以防止蛇虫咬伤，可以说是人类保健史上的又一进步。

    在原始人类的劳动和生活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舞蹈。人们在集会、节日、狩猎成功、作物丰收等重大场合，用一些肢体动作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舞蹈对舒筋壮骨有良好的作用，有些舞蹈逐渐发展成为健身的体育疗法。导引就是在舞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它对防治某些疾病确有一定的功效，所以流传至今，成为体育疗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有关远古时代医药的传说

伏羲制九针
根据传说，伏羲属海岱民族（又称泰族），是东夷人的祖先，大约生活在距今1万-4000年前。伏羲曾教民众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因此，将其视为原始畜牧业时期的代表。伏羲使用画八卦的方法记事，这比结绳记事有了较大的进步。伏羲还尝试百药，创制了九针，从那时起，人们开始用针具治病。有关伏羲的传说从侧面反映了原始社会人类对砭石的使用及有关药物的发现。 神农尝百草
神农据说即是炎帝。相传在远古时代，人民过着采集渔猎生活。神农发明了木制农具，教人们进行农业生产。当时，人类维持生活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植物类和肉类食物，由于人多兽少，人们主要还是靠采集天然植物为生。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曾多次中毒，但也从中积累了不少药物知识。神农为了发现更多的药物，遍尝百草。许多史书均将神农尝百草作为医药的起始。

黄帝教民治百病
相传黄帝姓姬，号轩辕氏、有熊氏。他初为部落首领，后因战胜九黎族、炎帝族和蚩尤族而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黄帝族也从西北地区迁居到中原地区。黄帝被认为是医家之祖，是最早向人们传授医学知识的人。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内经》就是托名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因此又被称作《黄帝内经》。 其它有关原始医家的传说

僦贷季，相传是歧伯的老师，他对望诊、脉诊颇有研究，是见于记载的最古的医家。

歧伯，相传为黄帝之臣，黄帝的太医，又是向黄帝传习医药的师长。传说黄帝让歧伯尝草药，编著医药经方，才有传世的《本草》《素问》等书。因此，后世将中医学称为“歧黄之学”，从事中医业者为“歧黄传人”。

雷公，相传是黄帝之臣，善医，精于针术。黄帝和雷公共论医药而创立了医学。《内经》中的某些篇章就是以黄帝与雷公论医药的问答形式写成的。后世托雷公之名的医药书籍很多，如《雷公炮制论》、《雷公本草集注》、《雷公药对》等。此外，还有一些药名以雷公命名，如雷公藤、雷公头（香附）和雷公墨等。 桐君，相传是黄帝之臣，从事采药，对药物很有研究，曾著有《桐君采药录》，书中叙述了药物的性味归经，但此书现已失传。民间将桐君奉为“药王”，并立有祠堂以表示纪念。

鬼臾区，相传是黄帝之臣，曾帮助黄帝发明五行，讨论脉理，问对难经。

俞跗，相传是黄帝之臣，精于外科手术，治病不用汤液、药酒、针刺、按摩、运动手脚、揉擦和药物熨贴，而是一经诊断就能发现病情，即而按照五脏俞穴的分布情况，割皮解肌，疏通血脉，接续断筋，治疗髓脑和深部病痛，洗涤肠胃，冲洗五脏。也有传说记载他用巫术治病，并可以起死回生。 少俞，传说是俞跗之弟，黄帝之臣，精于针灸术。

伯高，相传是黄帝之臣，曾协助黄帝详细讨论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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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社会（夏至春秋时期）的医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建立，由此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夏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还有骨器和蚌器，木质耒耜已开始使用。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已有剩余。此时，已开始出现青铜器，已有了文字和文献记录，已出现历书和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夏代的经济文化发展为商周时代的经济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商王朝（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木质耒耜是此时普遍使用的基本农具。此时已出现冶铜、制陶、制骨、玉石器、皮革、酿酒、丝帛、舟车等多种行业，表明手工业已有较细的分工。青铜铸造业的发展代表了当时冶炼技术的进步。对天象的观测及对历法的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到极盛并开始衰落的转折时期。西周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属农具，改进了耕作方式，加强了田间管理，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在这一时期，各种手工业作坊都拥有人数众多并具有专门技能的工匠，故有“百工”之称。西周的天文学也有了很大发展，设有专管天文历法的官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

春秋时期（约公元前770年-前476年）是中国奴隶社会的衰落时期。此时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出现了煮盐、冶铁、漆器等新兴的手工业。天文历法也有了新的发展，创立了二十八宿体系，发明了十九年七闰的方法，测定了一年四季的节气，观测了37次日食，并对彗星作了世界上的首次记录。

在奴隶社会里，人们由原始社会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变为对神的尊崇。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的剧变，人们对天命及鬼神的信念有所动摇。与此同时，产生了一些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因素，这就是阴阳八卦和五行的思想。

随着经济思想及科学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医药卫生也有了很大变化，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人们积累了较多的医药卫生知识。同时，由于原始宗教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医学被宗教思想束缚，医学发展受到阻碍。到了奴隶社会后期，在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影响下，逐渐摆脱了宗教对医学的禁锢，使医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为医学理论的形成作了准备。 对疾病的初步认识与诊治

中国奴隶社会里早期，人们对疾病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甲骨文中已有所记载。商代奴隶主崇尚鬼神，常在磨光的龟甲和牛肩胛骨上钻凿凹缺，用火烧灼，观察其裂纹，来占卜吉凶，事后刻在甲骨上，即甲骨文。甲骨文被认为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种文字。自1899年至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中，发现了15万片甲骨，上面刻有4500多字，其中已知的有卜病内容的为323片，415辞。

甲骨文中关于人体部位有了许多记载，但大多是对人体体表部位的记载，如：首、面、目、口、鼻、眉、耳、手、肘、肱、臂、足、胫、膝、趾、项、脊、腹、臀等；也有根据人体不同部位产生的生理功能而定名的，如孕、娩、乳、尿、血等。但对人体内部的脏腑组织记载不多，只有“心”字。

甲骨文记载的疾病约有二十多种，其中大多是按照人体的体表部位来区分的，如疾首（头病）、疾目（眼病）、疾耳（耳病）、疾口（口病）、疾齿（齿病），疾舌（舌病）、疾自（鼻病）、疾项（项病）、疾手（手病）、疾肘（肘病）、疾肱（肱病）、疾身（腹病）、疾尿（尿病）、疾足（足病）、疾膝（膝病）、疾胫（胫病）、疾止（趾病）、疾育（产科病）、疾子（小儿病）等。甲骨文中记载的疾病也有一些是根据疾病的主要特征得名的，如“疾言”，即说话困难或发音嘶哑；“疥”，是因易于结痂而得名；“蛊”，表示腹中有寄生虫；“龋”，为虫蛀牙齿。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涉及到五官科疾病、内科疾病、外科疾病、妇产科疾病、小儿科疾病。此外，甲骨文中还有“疾年”、“雨疾”、“降疾”的记载，疾年指多病之年，雨疾、降疾指疾病的发生多如降雨，这些是关于流行性传染病的最早记录。 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商朝已出现针刺、按摩、接骨、拔牙以及药物治疗等治病方法。

    到了西周及春秋时期，虽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医学书籍，但有关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散见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山海经》等当时的文献之中。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较商代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已认识到热病、昏迷、浮肿、逆产和不孕等疾病，并有了固定的病名。《诗经》中记载了古代疾病的病名和证候，如：瘨（癫狂）、闵（伤痈）、狂（痴）、首疾（头痛）、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怀孕）瞽（盲人）等。《山海经》中也涉及了三十多种疾病，范围包括内、外、妇、眼、皮肤等方面。其中大都是根据疾病的特点，给予固定的病名，如瘕疾、瘿、痔、痈、疽、疥、痹、风、疟、狂、疫疾等。也有一些是直接记载症状的，如腑（腑肿）、睬（大腹）、腹痛、嗌痛、呕、聋等。另有三种比较笼统的病名：肿病、腹病、心腹之疾。《易经》中关于疾病的记载有“妇孕不育”（即流产）、“妇三岁不孕”（即不孕症）、“往得疑疾”（即精神病）等。《礼记》中有瘖、聋、丧明、跛、躃、伤、创、折、断、胎夭、病革、风欬、侏儒等病名记载。《周礼》中也有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疾病内容。

在认识疾病的基础上，人们逐渐积累了一些诊断疾病的经验。《礼记·曲礼》中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记载，即人们患病要向有经验的医生求医问药，反映了当时已有治疗经验丰富的医生了。《周礼·天官》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这可以说是后世中医诊断学的雏形。

在这一时期，人们已开始用药物疗法或食疗法治疗内科疾病。而对于外科病，除用药物外敷以外，同时也用内服药及食疗进行调理。在使用药物时，依据药物的酸、辛、咸、甘、苦、滑等性味，分别调养筋、骨、血、脉、气血、肌肉、九窍等。说明此时的伤科医生已认识到局部的损伤会影响全身的气血运行，所以在医治局部的同时，还要调治全身的气血及脏腑功能，在使用外用药的同时，还需内服药物。这种内外同治的方法，是伤外科疾病治疗史上的一大进步。在实践中，人们认识到饮食对防治疾病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周代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后药”的治疗主张，即先用食疗，再用药治。同时还提出饮食要与四时季节的变化相适应。周代甚至出现了专管王室膳食的官职枣食医，这说明当时关于饮食疗法的经验已有相当的积累。 此外，针灸、按摩、导引等各种治疗方法在这个时期也已有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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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知识的积累

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关于药物的明确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鱼来散瘀血和用枣治疟疾的记载。《尚书》中已有“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的记载，这可能与当时多用大剂量且副作用较大的药物治病有关。同时也说明人们当时对药物的性能及副作用已有一定的了解。《礼记》中关于“孟夏月也……聚蓄百药”，则反映了人们已注意到在一定的采集季节广泛采集贮存药物。 到了西周、春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人们的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此时虽还没有出现药物学专著，但在很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药物的记载。如《周礼·天官》中述的“五药”，可能是对药物的初步分类；书中还有对胆矾、丹砂、雄黄、礐石、磁石这“五毒”炼制的外用腐蚀药，这可能成为中国古代使用化学药物的最早记录。《诗经》中也有关于药物的丰富记载，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动植物，虽然没有明确指明这些动植物的药用作用，但是许多都是后世所使用的药物，如芣苢（车前）、藚（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茅）、壶（葫芦）、木瓜、枣等。《诗经》中对一些植物的采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记载。《山海经》是在先秦文献中记载药物最多的，其中还明确指出了药物的功效。一般认为，《山海经》中载药120余种，其中植物药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3种，水类药1种，另有几种类属不清。按照这些药物的功用，可分为补药、毒药、解毒药、醒神药、杀虫药、预防药、避孕药、美容药、兽药等类型。此外，还有约60种药仅记有药物而未记载其功效，如桂、杞、桔梗、麝、雄黄、芍药、芎藭、藷藇（山药）、术、芜、门冬、椒、桃、杏、葱、韭等。后世的本草著作对这些药物均有所记载，并被应用于临床。《山海经》中对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的形态有详细的描述，如植物药的根、茎、叶、花、实，动物药的喙、翼、足、尾、音等。对一些药物的功效和使用方法也有说明，如《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浮山……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此外，该书还记述了食、服、浴、佩、带、涂、抹等多种用药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记载的药物中有60种是用于预防疾病的，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预防疾病的重视。
    酒类在防病治病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古汉字“医”就已反映出医与酒（酒与酉通用）密不可分。自人类开始学会农业生产时起，我们的祖先就从谷物和剩余熟饭自行发酵中逐渐受到启发。此外，陶器的发明和应用，也为酒的酿造提供了重要条件。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夏代中国已有了酿酒技术。到了商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用谷物酿酒更为普遍，此时已有大规模的酿酒业了。人们在长期饮酒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少量饮酒可以通经活血，令人精神兴奋，而饮酒量大时，就会使人麻醉。由于酒通血脉，可以用来止痛。酒还有杀菌作用，可用于消毒；酒又有挥发和溶媒的性能，所以又是常用的溶剂。因此，人们常用酒来炮制药物，并制成各种药酒。历代医籍及本草著作中都把酒作为不可缺少的药物来记载，所以有“酒为百病之长”的说法，也体现了酒在古代医疗中的重要作用。

在商代以前，人们是用单味药服药，所用剂量较大，因而副作用较大，甚至有一定的危险性，效果也不理想。到了商代，药物品种不断增多，人们的用药经验也逐渐丰富，开始根据不同的病情而选用多种药物混合煎煮，这也就是汤液的开始。汤液是在一定的生产条件和医疗实践中产生的，汤液的出现离不开火和陶器的发明和应用。火的使用，就可能将生药煮为熟药。陶器的发明，使人们有可能利用陶罐、陶钵、陶锅等煎煮药物和储存药液。汤剂的产生还需要具有一定的烹调知识，人们在掌握烹调混合菜肴食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多种药物进行混合煎煮。相传汤液为商代伊尹所发明。伊尹原是商汤王妻子陪嫁的奴隶，善于烹饪，起初为汤王的厨师，因才智出众受到汤王的赏识，被提升为相。以后辅佐汤王率军伐桀，使夏朝灭亡，建立了商朝。伊尹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再加上他的烹饪技术以及加工食物的经验来加工药物，创造汤液是有可能的。但是汤液的创制，归根结蒂是人们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但也不能否认有象伊尹这样的个别人物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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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理论的萌芽

在中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对疾病的认识逐步提高，医学理论开始萌芽。

病因学说的萌芽

从甲骨文中的卜辞来看，殷商时期人们认为疾病是天神所降或祖先作祟，或是由于蛊毒为害，这显然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到西周春秋时代，随着天命鬼神观念的动摇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人们对鬼神致病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开始从自然环境与气候变化、七情、饮食起居等方面探讨疾病发生的原因。

随着农业、天文、历法等知识的积累，西周时期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当时传染病被称为疠疾。《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讲述了四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而《礼记》中关于“（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的记载，则说明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能引起疾病的流行。

这一时期，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的异常变化及生活起居失常，也可以导致疾病。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景公患病，齐国大臣婴晏认为齐景公之病是“纵欲厌私”所致。晋国国君晋平公患病，求医于秦，秦国医生医和认为，晋平公“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郑国政治家子产认为晋平公的病，与饮食不节及过度纵欲有关。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七情的刺激对人体的机能有害，甚至可以使人致病。七情作为病因的概念已开始初步形成。

此时，人们还认识到了血缘关系相近的男女之间通婚对健康有不利影响。如《左传》就曾记载：“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还逐渐认识到居住环境、饮食卫生与某些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减少疾病，人们在居住环境和饮食卫生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设置下水道以排除积水，凿井汲水而饮，定期清除井中的淤泥积垢等，都是改善环境卫生和饮水卫生的有效方法。

春秋时期秦国医生医和提出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的观点，认为“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明淫心疾”，把四时不正、六气太过看作是致病的重要原因，这是后世形成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病源”说的基础。同时，医和还强调了情欲不节是致病的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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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理论的起源

远古时期人们自发地进行了一些卫生保健活动，这可以说是人类为了长寿而进行的最初的实践。当时流传的一些关于寿星的传说，反映了人们对长寿的追求。《易经》以及《道德经》、《论语》、《孔子家语》、《管子》等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作中都有很多关于养生的论述，这些是养生学理论的最初起源，对后世医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

对精气神与气血的认识

春秋时期，一些重要的医学名词术语已散见于当时的各种文献当中，如《管子》、《论语》、《国语》中，分别有关于精、气、神与气血的论述。认为一切有形的物质，都是由无形的气变化而来的，人也是由气生成的。人的生成是由于“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人的形成是男女精气相互结合而成为水样流体，经十月长成出生。精是气的精萃，气和精是构成万物的精微物质。人的四肢九窍及内脏活动，都是以精气为渊源，有了这种精微之气，人体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此外，认为世上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神作用的结果。神作用于人体，表现在外的是易观察到的韵、色、形、态，同时包括人的思维活动。同时，人们还认识到人的机体是由气血来决定少、壮、衰老的。这些医学概念为后世医学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中国奴隶社会的卫生保健

夏商时期，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甲骨文中已有这方面的记载，殷墟的出土文物中也已有一些盥洗用具。《礼记》中了则记述了当时人们定期洗头、洗澡的习惯，并有疮疡应沐浴的论述，说明人们已认识到沐浴对疮疡有治疗作用。此外，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对传染病人应予隔离

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们对饮食卫生日益重视。《周礼·天官》中曾记载：“凡用禽兽，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鱼），膳膏臊（豕膏）；秋行犊麛，膳膏腥（鸡膏）；冬行鱻羽，膳膏膻（羊脂）。”《食医》中也有“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记载，说明人的饮食口味必须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换。

当时对婚姻制度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主张，如《礼记》中有“三十曰壮，有室”的记载，而《周礼》则有“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之说。

殷商时期，人们已开始注意环境卫生，并实行了人畜分离。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牛栏、猪圈和室内除虫的记载。《周礼》、《易礼》、《诗经》中都记有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灭水中病虫害等。《左传》中也有关于“国人逐瘈狗”以防狂犬病的论述。

相传黄帝时代已有水井，夏代更有“伯益作井”的传说，早期的水井都是穿地而凿的土井，至商周时期，人们逐渐发明了井甃、井裙、井盖、井亭等水源卫生保护设施。殷墟发现当时已有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遗址也发现有较商代更为先进的地下水道。

早在夏商时代，人们已经知道冬季贮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周代在防暑降温方面已有具体措施，人们普遍试图在夏季用冰来调节温度，达到“疠疾不降”的目的，而且设有专门分管用冰的官职“凌人”。春秋时期藏冰用冰更为普遍，《诗经》、《左传》、《周礼》中都有藏冰的记载，考古挖掘中也曾发现这一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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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医事制度

奴隶社会时期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医学走上了独立分科的道路。周代开始出现专职医生，并且有了最初的医学分科。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各有其编制和职责范围。食医负责王室的饮食与配膳，类似于营养医生；疾医相当于现在的内科医生，其职责是负责邦内群众疾病的治疗；疡医相当于今天的外、伤科医生；兽医主管兽病的治疗。
周朝设立了较为完备的医事制度，其医政组织是：医师1人，上士2人，下士4人，府2人，史2人，徒20人。医师是“众医之长”，掌管国家的医药政令，负责王室和邦内疾疫的预防和治疗；士是治病的医生；府掌管药物、医疗器具和会计事务等；史负责文书和医案，徒专供役使，并看护病人。周朝还设有完整的医疗考核制度和考核标准。据《周礼》记载：“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说，每到年终，医师要根据医生们的医疗成绩的优劣，制定其级别和俸禄。 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制度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正如《周礼》记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说明当时已能对病人分别处理，并建立了治病的记录。对于死亡者，还要求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呈送医师，作为评定级别的依据。


巫医的活动

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有限，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现象不能理解，于是幻想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存在，认为是神在主宰一切。于是企图靠求助于神灵来保护自己。随着社会的分工，出现了专门负责沟通人与神之间联系的人，也就是“巫”。巫师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占卜，从事奉祀鬼神、为人祈福消灾等活动，同时也分管天象和医疗等事务。 到了奴隶社会，统治阶级出于政治需要，崇尚鬼神，迷信占卜。由于受认识水平和医疗水平的限制，人们认为疾病的原因是得罪了鬼神或祖先，是上天对人的处罚。于是试图通过巫的活动，或祈祷祭祀，或施法术诅咒来祈求神与祖先的饶恕，或驱逐鬼怪，以达到祛除疾病的目的。所以可以说，巫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巫术在奴隶社会极为盛行，上至帝王，下到百姓，人们都请巫师治病。巫师在诊断疾病时，采用占卜的方法来探求病因。在治疗方法上，一般采用祭祀、祈祷和禁咒。这些迷信方法实际上是利用了人们对鬼神的尊崇信仰心理，自发地运用医学心理学，在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原始意识遮盖下对病人进行精神上的安抚，通过检讨过失、许愿，使病人的愧疚心理得到解脱，从而使情志疾病好转。此外，巫医的驱鬼咒骂也转移了病人的注意力，具有一定的暗示作用。但是，巫医的巫术治疗肯定不能对所有病人和疾病有效，因此巫医在使用巫术的同时，也不断吸取药物知识和治病经验，运用酒剂、草药等药物来治病。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特别是人类对药物知识的积累和医疗知识的不断丰富，医药的治疗效果日益明显地超过了巫术的作用，医巫开始逐渐分离。在医与巫的斗争中，医学最终冲破了巫术的束缚，成为了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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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医学（公元前475年-公元220年）  

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随着奴隶主阶级所有制逐渐被新兴地主阶级所有制取代,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生产力也有了较大提高。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水利工程的修建，耕作技术的改进，使农作物的收获量大大增加，收获达到了种子的十倍，甚至上百倍。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得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统一车轨和度量衡，统一了文字。这对当时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与此同时，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了残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人民不堪忍受，终于在公元前209年爆发了由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公元前207年，秦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彻底覆灭。

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刘邦击败项羽而称帝，开始了历史上的西汉时期。由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奖励耕织，广植农桑，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冶铁、纺织、陶瓷等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商业也越来越繁荣，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比较安定。到了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8年），国力更为强盛，朝廷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内地与边疆，汉朝与中亚、西亚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到了西汉后期，朝政腐败，社会危机四伏。西汉末期，王莽篡位，其统治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因而爆发了以赤眉、绿林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公元23年，王莽败灭。公元25年，刘秀正式接帝位，东汉时期开始。东汉前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造纸术的改进和推广，大大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传播。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势力不断膨胀，宦官专权，民不聊生，随之爆发了黄巾军农民大起义，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全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战之中。以后逐渐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即历史上的三国时期。

战国至东汉时期，不论是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农学、医学，还是文学、史学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第一部算学著作《周髀算经》和数学名著《九章算术》问世，标志着中国数学完整体系的形成。公元前4世纪甘德的《星经》和石申夫的《天文》（后全称《甘石星经》）中载有120个恒星的黄经度数和距北极的度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五星占》，是现存最早的星表实物。东汉张衡创制的观察天象的浑天仪和测量地震方向的侯风地动仪，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伟大发明。西汉的《汜胜之农书》则总结了2000多年前农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不朽的文学、史学传世名著，如《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屈原的《楚辞》、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许慎的《说文解字》等，都是中国古代的宝贵文化遗产。

在哲学思想方面，战国先秦时期与两汉时期各有其特点。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学术界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辩家、阴阳家、杂家等不同的学术派别，并在哲学思想上展开了争鸣。在自然观方面，争论的焦点是天命论和反天命论。唯心主义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能够降祸赐福，赏善罚恶。唯物主义则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没有什么上帝鬼神来主宰它，它没有思维和意志，更不能惩恶劝善。正如荀子在《荀子·天论》中谈到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明确指出了天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他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还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戡天”思想。

西汉初年，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与之相适应的清静无为的道家哲学思想得到了汉王朝的重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儒家学说逐渐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东汉时期，天命鬼神等唯心主义思想泛滥，儒家的经典著作被作出各种宗教迷信式的解释。儒家的三纲五常理论不仅被神化，而且被提到了钦定法典的地位。然而东汉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则对天命鬼神等唯心主义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发挥先秦以来关于“精”、“气”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人是由物质性的气所构成的。人的禀赋厚薄和体质强弱是决定长寿与否的关键。他还提出无鬼论和神灭论的观点，正确论述了精神与肉体的关系。

这一时期不同派别的学术思想，对医学思想和医学理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家、道家和阴阳家的学说。儒家的天命观是唯心的、消极的，但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思想中的积极部分，对古代医德的形成有较大影响。道家的关于生命和精、气、神及养生理论，则成为了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经战国时代的邹衍合在一起，用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对当时正在形成的中医理论体系影响极大，从而成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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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帛书和简牍

后世出土的医药帛书和简牍是战国至东汉时期中国医药学发展和成就的见证。

马王堆医药帛书

1973年底，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医药帛书。据考证，这些帛书都是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葬的，但各书的编撰时间不同，最早的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而最晚的则是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的作品。就其内容而言，这些书较成书于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典籍更为原始和古朴。这批书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医学文献，它们的出土，不仅填补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某些空白，而且对研究西汉以前医药学的发展概况具有极高的价值。

《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医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种，该书出土时本无书名，因其目录列有52种病名，且在这些病名之后有“凡五十二”字样，所以整理者据此而给该书命名。全书约15000余字，涉及病名100多个，治疗方剂280余首，药物240多种，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医学方书。

《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病名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其中尤以外科病最为多见，包括了外伤、动物咬伤、伤痉（破伤风）、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和肛肠病。内科疾病有癫痫、疟疾、食病、癃病、痉病、淋病及寄生虫病等；儿科疾病包括癫痫、瘈疭等；此外还涉及了产科病、眼科病等。书中对某些病症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如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冥病（麻风病）的症状如螟虫啮穿植物内心，其所发无定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在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断。反映出当时对这种疾病的发病特点和症状的认识已较为深刻。又如，书中关于“伤痉，痉者，伤，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伤而颈（痉）者……其病甚弗能饮者，强启其口，为灌之”的记载，清楚地描述了痉病（破伤风）的两个主要症状枣角弓反张和牙关紧闭。这些记述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而且都已被现代医学所证实。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240余种药物中有草、谷、菜、木、果等植物药，也有兽、禽、鱼、虫等动物药，还有雄黄、水银等矿物药。书中很多药物的功效和适应症都与后世医药文献和临床实践相吻合。书中还记载了有关药物的采集、收藏方法等，反映了西汉以前药物学的发展。

《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方剂大多是由二味以上药物组成的复方。例如治“疽”病方中，有白敛、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七味药。根据疽病的不同类型，调整主药的剂量，提出“骨疽倍白敛，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体现了早期的辨证论治思想。据对书中283首医方的药物配伍、剂型、方剂用法的分析，认为该书已初具方剂学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有理论指导、有实践意义的方剂学体系在先秦已初步形成。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方剂虽仅明确提及丸剂，但实际上已根据疾病的情况及病人的体质，分别使用了丸、饼、曲、酒、油膏、药浆、汤、散等多种剂型，并对方剂的煎煮法、服药时间、次数、禁忌等作了一定的记载。

《五十二病方》中记述的外治法内容也很丰富，涉及手术、药浴、敷贴、熏蒸、熨、砭、灸、按摩、角法等。书中有关创伤的16种疗法（止血、镇痛、清创、消毒、包扎等）以及烧灼结扎术、结扎摘除术、瘘管清除术等痔疮手术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外科技术。

《五十二病方》这部书充分反映了西汉以前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情况。 《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

《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较全面记载了人体十一条经脉循行路线及所主疾病的著作。

《足臂十一脉灸经》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书中以“足”表示下肢脉，共有6条；以“臂”表示上肢脉，共有5条。这十一条脉的排列原则是先足后手，循行的基本规律则是从四肢末端到胸腹或头面部。《足臂十一脉灸经》所主疾病有78种，没有对疾病进行分类。

《阴阳十一脉灸经》分甲乙两种文体，成书时间较《足臂十一脉灸经》稍晚。该书在《足臂十一脉灸经》的基础上对11条脉的循行及主病作了较大的调整和补充，以先阴脉后阳脉的原则，来确定各脉的排列次序。即全身9条经脉仍由四肢走向躯体中心，而肩脉与足少阴脉则与之相反，由头或少腹部走向四肢末端。《阴阳十一脉灸经》共记载了所主的147种疾病，并将各脉的病候按致病原因的不同，区分为“是动病”和“所产（生）病”。

《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所记载的治疗方法都仅有灸法。两书中记述的经脉循行路线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反映了当时还没有形成上下纵横联络成网的经络系统的概念。但是可以说，这两部著作为《黄帝内经》中的经络学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导引图》

《导引图》是第一部古代医疗体育图谱，是一幅长约53厘米、宽约110厘米的帛画，上面绘有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以各种姿势作导引动作。这些运动姿势可大致分为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和持械运动三类。图中还记有用导引术防治的某些病候的名称。如烦（心胸烦闷、聋、膝痛、胠积（胸胁胀痛）、温病等。从而说明了导引与治病之间的关系。《导引图》还介绍了一些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这些术式可以起到伸展肢体，宣导气血，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作用。《导引图》生动形象地反映了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为源远流长的古代导引术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脉法》和《阴阳脉死候》

《脉法》是医家传授弟子灸法和砭法的一种民间教材，全书约400字，现仅可辨识其中的180余字，因此还不能了解该书的全貌。从目前能识别的内容来看，书中指出了脉在人体中所具有的生理、病理和治疗价值，并认识到这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必须书而熟学之”。书中提出的“取去余而益不足”的治疗原则，是与以后《黄帝内经》中“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的原则相一致的。书中还记述了砭法和灸法治疗疾病的内容。

《阴阳脉死候》约有100余字，主要论述了由表知里诊断致死性疾病的方法。指出人体体表部位或器官的异常，可以提示机体内部某一部位的疾病。提出了三阳脉和三阴脉所呈现的死亡证候及其病机。其中属于三阴脉肉、骨、气、血、筋“五死”证候的内容，在以后的《灵枢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养生方》《却谷食气》

《养生方》共有32篇，全书以医方为主，其中可辨识的有79方，大多为以滋补强壮、增强体力为主要作用的方剂。此外，还收有一些黑发方、健步方以及治疗偏枯、阴部肿胀等病证的医方。书中还有关于各种制药、用药方法及药名的记载。

《却谷食气》是一部气功类著作，论述了一年四季选择不同的环境进行呼吸锻炼的方法，同时还论述了各种环境中的空气名称、性质及对人体的影响。 《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

《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均为讨论养生原则和养生方法的竹简本医书，其中涉及的内容以房中术为最多。《十问》主要是借黄帝及历代帝王与彭祖、天师、歧伯等人的对话来阐述有关养生的道理，书中分析了早衰的原因，提及了劳逸结合、节制饮食、起居有常及调和性情等养生原则，强调养生必须符合天地四时阴阳变化的规律。《合阴阳方》和《天下至道谈》二书主要讨论了房中术保健的理论和房中导引等具体方法。强调性生活要有一定的节制，如极情纵欲、粗暴急躁、强行交合，则会损害健康，影响长寿。尽管书中掺有不少糟粕，但它集中反映了中国西汉以前关于性科学的研究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秦简和汉简
秦简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大部分是公元前252年至公元前221年间的秦律、法律问答以及有关治狱的文书程式。这批秦简中详细记载了有关法医学的内容，涉及对损伤的司法检验鉴定及对他杀、自缢和穴盗等案例的现场勘验等方面。秦简中还记载了麻风病与法律的关系，不仅提出了麻风病的检验方法，还规定了麻风病人应送往疠迁所进行隔离。并对麻风病的具体症状作了具体描述。这批秦简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与医学，特别是法医学，具有重大价值。 汉简

1972年，在甘肃武威县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早期墓葬中有木质简牍92枚，其中的内容包括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其中的治百病方记载了治疗内科、外科、妇科、五官各科疾病的30多个医方，书中有对于症状的大量描述，在治疗上则根据辨证论治原则给予不同处方。如用由附子、蜀椒等温热散寒药组成的治伤寒逐风汤治疗外感伤寒病，用由肉苁蓉、杜仲、续断、牛膝等补肾药组成的方剂治疗七伤所致的虚劳内伤病等。这批汉简中的医方全是复方，反映了当时药物配伍的普遍应用。其中所载药物近百种，包括植物药63种、动物药11种、矿物药16种以及醇酒、牡麴等药物11种；涉及的药物剂型有汤、丸、膏、散、醴、滴、栓等种类；并提及旦饮、暮吞、先哺饭、宿毋食等服药方法。反映了当时临证医学的发展和进步。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脉书》和《引书》两部医书。其中《脉书》的内容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三种帛书相似，并补足了帛书的缺字。《脉书》中有关疾病的记载是按从头到足的顺序排列的，其中不少的病名可以在《五十二病方》中找到。而关于十一脉及其死候的内容，则可以在《灵枢·经脉》篇中找到相应的段落。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古文献之间的关系。 《引书》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之间也具有一定的关系。与《导引图》用图谱的形式描绘导引术中的各种动作所不同的是，《引书》是用文字来详细说明导引术的各个单个动作，以及治疗疾病的导引方法。此外，《引书》还分析了人体得病的原因，指出：“人之所以得病者，必于暑湿风寒雨露，腠理启阖，食饮不和，起居不能与寒暑相应，故得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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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理论的形成

战国至秦汉时期，由于医学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日益丰富，一些重要的医学典籍相继问世。其中《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则表明了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总结秦汉以前医学成就，并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的经典著作。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历代医家、学者的意见分歧很大，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已持续数百年，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结论。《黄帝内经》的书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刘歆的《七略》中，但该书已失传。现存文献的最早记载，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其中虽然记有《黄帝内经》十八卷，但并没有提到该书的成书年代及作者。通过对书名、书中天文记时、名词术语的研究，现在多数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内经》并非出于一时一人的手笔，其中既有战国时期的篇章，也有秦汉时代的作品，还有后世隋唐和宋代医家整理校注所补充的内容。由此可以认为，《黄帝内经》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后又经过秦汉医家的整理、补充、修改，逐步充实丰富其内容而形成的。 现在流传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的书名最早见于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素问》流传到唐代时已残缺不全。唐朝太仆王冰对其进行收集整理，增补了第七卷中的“天元纪大论”等七篇。到了宋代，医官高保衡、林亿等对王冰补注整理的《素问》加以校正后刊行，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此版本流传至今。《灵枢》之名最早见于王冰所作的《黄帝内经素问注》序中，在此之前，《灵枢》被称为《九卷》、《针经》，隋唐时期，还有《九灵》、《九墟》等名称。《灵枢》在较长时期内曾失传，直到北宋元佑年间，从高丽传回《黄帝针经》一部之后，中国才重新有了一部内容较完整的《针经》。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史崧把“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加以校正出版，称为《灵枢》，从而成为现存最早版本的《灵枢》。 《黄帝内经》的基本观点


整体观念

《内经》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依照《内经》的观点，人体结构的各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脏、腑、皮、肉、筋、骨、脉等形体组织，以及口、鼻、舌、目、前后阴等五官九窍，通过经络都可以互相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生理情况下，人体各脏腑、组织和器官是互相联系的，共同完成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而在机体发生病变的时候，则各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又会互相影响。因此，中医在诊断疾病时，能够通过五官、形体、色脉等外在表现来了解体内的脏腑病变。 《内经》还体现了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指出机体对情志的决定作用。“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另一方面，情志对机体也有调节作用。“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因此，《内经》十分注重通过调节情志来消除病理变化，恢复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同样，《内经》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由此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应”的著名论断。并在《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总结了机体活动与外环境统一的关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明在正常情况下，人体有天暑出汗、少尿；天寒少汗、多尿的生理表现，而当机体活动不能与外界变化相适应时，就会产生疾病。同时认为四季气候不同，疾病发生和流行的情况也各异，并对四季多发病、常见病作了具体描述。 《内经》还对不同区域人们的生活习惯、体质状况、疾病流行情况以及对寿命的影响作了详细的论述。因为医家除研究医道之外，必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样才能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阴阳平衡

《内经》中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阴阳对统一。书中明确指出人体的本身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就是人体阴阳对立双方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取得平衡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两方面始终处在平衡状态，这就是《素问·生气通天论》所指出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并且，《内经》特别强调“动中求平”和“动中求秘”，说明阴阳平衡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和动态的。一旦这种阴阳的动态平衡被破坏，出现阴阳的偏胜偏衰，人体就会出现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到阴阳关系的破裂，出现“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情况，病情就会恶化，甚至出现死亡。因此，《内经》将人体阴阳平衡的失调，看成是疾病发生的最基本原因，而治疗疾病的最基本法则就是调整阴阳。 邪正斗争

《内经》认为，疾病的过程是正气与邪气相互斗争的过程。其中，邪气虽然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但也与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有着密切关系。不论什么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尽管有着千变万化的临床表现，但总可以归结为邪正斗争的形式。《内经》对邪正斗争的结果作了两种总结，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强调邪正斗争的胜负，对疾病的发生和转归有着决定的作用。

强调预防

《内经》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认为凡是医术高明的医生都应该做到防病于未然，即所谓“上工治未病”。《内经》的许多篇章中都阐述了防病、养生的重要性和具体方法。如：“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又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等。这种“治未病”的预防思想，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学的实践。 《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

阴阳五行学说

《内经》将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医学领域，使之成为中医学分析人体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和重要理论基础。 阴阳学说是用来说明事物间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内经》将其推而广之，将男女、寒热、燥湿、高低、内外、脏腑、气血、动静、功能与物质、兴奋与抑制等，都分为阴阳。明确指出人体的本身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就是人体阴阳对立双方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取得平衡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两方面是相对平衡的。一旦人体的阴阳关系失调，正常的平衡状态被破坏，人体就会发生疾病。疾病的病理变化有“阴盛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等阴阳偏盛的情况，也有“阳虚则内寒，阴虚则内热”的阴阳偏衰的表现。治病就是调整阴阳，使人体恢复到“阴平阳秘”的状态。 五行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内经》运用五行学说，将自然界中千变万化的事物和现象，包括人体的各种脏腑组织器官、生理、病理变化及精神状态，全都采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按照它们各自不同的性质、作用来推演和归类事物的五行属性，说明和解释事物的发展及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如五行与五脏、五腑、五体、五窍、五华、五志、五声等人体组织器官和生理功能相配，五行与自然界中的方向、气候变化及某些生物的特性等相配等。五行学说对事物属性的归类也不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以五行的相生相克，来探索和阐述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同时还以五行的相乘相侮，来讨论事物在失调和不平衡状态下的相互影响，分析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并以此指导临床实践。

藏象经络学说

藏象经络学说主要研究的是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脏脏经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学说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其中，藏象学说更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 藏象学说的形成，是建立在古人的解剖学知识和治疗疾病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灵枢·经水》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皆有大数。”这是“解剖”一词最早见于文献的记载，从而也表明，当时人们确实是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内脏结构的。在此基础上，《内经》按照脏腑的生理功能特点，分为脏、腑、奇恒之腑三类，认为这是维持人体生命的重要器官。并分别就各脏腑的生理功能作了详细的描述。如心主血脉和神明，肺主气司呼吸、通调水道，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肝主疏汇和藏血，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胃主受纳腐熟水谷，小肠主受盛和化物等。尤其是关于心与血脉关系的论述，如“心主身之血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等，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心脏是主宰血液运行的中心，血流运行“如环无端”地周行不止。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对循环系统最早的正确认识。 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筋肉、皮肤，沟通人体上下内外的通道。《内经》非常强调经络学说的作用和地位，认为从医者必须通晓经络。经络主要包括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另外还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十五别络、孙络、浮络等。《内经》对十二经脉和循行走向、络属脏腑及其所主疾病，都作了明确的记载。由于经脉不仅在生理上是运行气、沟通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毛筋骨的通道，同时在病理上也是传导病邪的途径。因此，经络在诊断和治疗疾病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经络学说在治疗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尤其是在针灸、按摩和药物治疗方面，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比如，根据经络的循行路线，《内经》以调整经络气血为目的，提出一系列针灸治疗的配穴规律：“远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等。《内经》的经络学说，不仅直接指导着临床实践，而且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病因病机学说

《内经》在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和形神统一观念的基础上，把外在自然气候的反常变化和内在情志的刺激作为两个重要的致病原因。并将这些致病原因分为阴阳两大类。正如《素问·调经论》指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起居，阴阳喜怒。”同时认为，由于脏腑各有其特点，不同的情志变化对脏腑有着不同的影响。如太过欣喜，会使心气涣散；大怒则会伤肝；悲忧太过能伤肺；思虑过度容易伤脾；过度恐惧则会使肾气不固，精气下陷。并且强调，在疾病过程中，情志是改变疾病传变规律或促使病情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病机是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内经》认为，各种病因作用于人体后是否发病，主要取决于人体正气的强弱和外界致病因素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要看邪正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果人体正气旺盛，邪气就不易侵入，或侵入人体但不能使人致病；而当人体正气相对虚弱，不足以抵抗邪气时，邪气就会乘虚而入，使人发病。《内经》具体论述了影响正气强弱的各种因素，如体质，年龄、地理环境和精神状态等。同时还指出，尽管疾病种类繁多，临床表现和病变机理错综复杂，但总离不开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经络脏腑功能紊乱等一般规律。其中，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是其中的基本纲领。此外，书中还就疾病传变的途径、规律以及疾病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具体病理变化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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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法治则学说

《内经》的诊法，主要包括望、闻、问、切四诊，这也是后世中医诊断学的基础。


对于望诊，《内经》尤其强调对神、色、形和舌象的观察。《灵枢·大惑论》指出：“失神者死，得神者生”，表明神的盛衰是判断机体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对色泽的诊察，则是以面色为主，这也是辨别五脏气血盛衰，判断预后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内经》还描述了14种舌体的异常变化及其与疾病的关系。

闻诊包括闻声音和嗅气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首次提出五声、五音应五脏的理论。根据各脏腑的不同特点，《内经》分析了病变脏腑的声音变化，讨论了产生异常气味与病变性质的关系。

《内经》十分重视问诊，认为“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素问·征四失论》）要求治疗前“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素问·三部九候论》），注意病史采集和掌握现有病证的临证表现，同时还应当了解病人的饮食、居住环境、情志状况、社会地位变化等情况。 《内经》将切诊分为切脉和切肤两部分。气血通过血脉而环流于周身，因此从脉象的变化中可以判断疾病的部位、性质、邪正盛衰及预后等情况。切脉分为三部九候法和人迎寸口诊脉法、诊胃气等方法。《内经》主要对三部九候法作了详尽的论述，提出了四十多种脉象。此外，《内经》还讨论了脉象与五脏、脉象与季节的关系等内容。

《内经》中的四诊，既各是一种独立的诊断方法，又是在临床应用时相互配合的，这种被称之为“四诊合参”的方法，至今在临床诊断上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内经》中还有关于治则的丰富记载。涉及的主要治则有：因时因地因人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法的三因制宜原则；治病求本、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标本论治原则；扶助正气、祛除邪气的扶正祛邪原则；恢复阴阳平衡以达阴平阳秘的调整阴阳原则；等等。这些治则充分体现了中医学在辨证立法和治疗上的灵活性，迄今在临床上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运六气学说

五运六所学说简称运气学说，它是研究自然界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自然界气候的对人体生理、病理影响的变化规律的学说。运气学说以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以及人与生物对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相应反应为基础，把自然变化的现象和生物的生命现象统一起来，把气候变化和人体发病规律统一起来，并从宇宙间的节律来探讨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与疾病发生的关系，希望以此为根据，指导人们趋利避害，防病治病。这充分反映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五运六气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以五行、六气、三阴三阳等为理论基础，运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配合的甲子作为演绎工具，从而推测气候变化的规律和疾病流行的情况。《内经》的运气学说认为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有周期性的规律，人体的病理变化也相应地具有明显的规律，在运气太过或不及的年份这种变化就更为明显。由于气候变化非常复杂，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所以运气学说的内容除了医学外，还涉及到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历法以及生物学等各方面知识。运气学说这一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学说，至今仍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并日益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 《黄帝内经》的价值和影响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它的问世，标志着祖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了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

《黄帝内经》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针灸方药、养生预防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同时，所讲述的内容还包括对习医、行医的医德要求、心理学、时间医学、地理医学、气象医学等。这些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大。它不仅深受历代医学的重视，而且至今仍为从事中医工作者必读的经典著作。历史上一些著名医家的有影响的学术主张，都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内经》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历史上朝鲜、日本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作为医学教科书。《内经》的部分内容曾相继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我国医学的发展史，充分显示了《内经》的价值及生命力，不仅中医学的任何一种学术理论或流派的崛起都可以从《内经》找到其渊源，而且当代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某些新思想、新观念也可以或多或少地从其博大精深的论述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和新的发现。此外，《黄帝内经》中至今仍有许多未被完全开发出的内容等待着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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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三卷（也有五卷本）。全书以阐明《内经》的要旨为主，以问答的形式编篡而成。是《黄帝内经》之后的又一重要中医典籍。 成书年代及作者

关于《难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一直有各种不同看法。根据文献记载，最早提到《难经》的书名的是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序》，其中谈到“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但没有说明这些书的作者。《隋书·经籍志》中虽已正式著录了《难经》，但也没有注明作者和成书时间。直至唐代杨玄操的《难经集注》和《旧唐书·经籍志》，才提出《难经》的作者是战国的秦越人（扁鹊）。但是多数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史记·仓公列传》和《汉书·艺文志》中都未曾记载《难经》，因此该书不可能是由秦越人所作。根据后人的考证，《难经》应成书于《内经》之后，约在西汉至东汉时期，东汉末年该书已经流传于世。至于其作者，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主要内容

《难经》在《内经》的基础上，提出了八十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内容涉及到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各个方面。

由于历代专家学者的更改校注，现在流传的《难经》版本早已不是原书的本来面貌。根据元代吴澄的分篇方法，《难经》八十一难被分为六篇：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难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 脉学在《难经》占有相当的比重。《难经》对《内经》所提出的“寸口诊法”进行了发展，确立了“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指出了气口部位寸、关、尺三部的阴阳属性，每部的浮、中、沉三候，以及与脏腑经络的配合关系；论述了切脉独取寸口以诊断疾病的原理，是由于寸口为“脉之大会”，是十二经脉经气汇聚之处而决定的。此外，还具体讨论了正常和异常的脉象及其临床意义。《难经》的独取寸口法改变了《内经》的全身遍诊法，为后世普遍推行的寸口诊脉法奠定了基础。

在论述脏腑生理功能的同时，《难经》首次把右肾称为命门，明确了命门与肾的关系，强调了命门在人体生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命门为“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从而开创了后世命门学说之先河。《难经》对三焦的概念和功能也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并记载了五脏六腑的形态，描述了一些脏腑器官的周长、直径、长度、宽度及重量、容积等，补充了《内经》的解剖学知识。 《难经》还全面叙述了奇经八脉的含义、内容、循行部位、起止、与十二经脉的关系，以及发病证候等，补充了《内经》中所缺乏的这部分内容，使经络学说更为完善。此外，《难经》还郑重讨论了针刺补泻法的运用。其中有迎随补泻法、刺井泻荥法、补母泻子法、泻火补水法，以及补泻的手法和步骤，误用补泻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等。从而对针灸疗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由于《难经》文字不易理解，所以历代医家对该书作了各种注本。最早的注本为三国时期吴太医令吕广为之注本，以后唐代杨玄操、宋代丁德用、庞安时、金代纪天锡、元代袁坤载、滑寿、明代马莳、清代徐灵胎、黄元御等，都对《难经》作过不同的注释阐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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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

东汉名医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史上久负盛名的一部医学著作。它在《内经》理论的指导下，总结了东汉以前众多医家和作者的临床经验，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成为我国临证医学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 沿革与流传

《伤寒杂病论》约成书于东汉末年的建安年间（公元200-210年），共十六卷，包括伤寒和杂病两部分。由于当时兵荒马乱，原著已散佚不全。但其中的伤寒部分，经西晋医家王叔和搜集整理，编成了《伤寒论》一书。以后，经过东晋、南北朝的分裂对立，这部书时隐时现。到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千金要方》一书中，仅有少数《伤寒论》条文被征引，直到孙思邈晚年撰写《千金翼方》时，才将《伤寒论》的大部分内容收载于卷九、卷十之中。公元1064年，宋代校正医书书林亿、高保衡等人对此书进行了考证校勘，将《伤寒论》分为十卷、三百九十七条后正式出版刊印，从此，这部重要的中医学经典著作才得以流传至今。现在通行的《伤寒论》有两种版本，即宋版本和成注本。宋版本国内已无原刻本，只有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开美的复刻本。成注本是金代医家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著作。由于成无己距宋代校正医书局出版《伤寒论》的年代比较接近，所以从成注本中可以反映出宋版《伤寒论》的原貌。


《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曾一度失传，其中的内容在后世出版的方书中得到转载。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对此有相当的记载。北宋翰学士王洙在翰林院所存的残旧书籍中，得到一部《金匮玉函要略方》，这实际上就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该书共三卷，上卷论伤寒病，中卷论杂病，下卷记载方剂及有关妇科的理论。以后宋代林亿等人在校订此书时，因《伤寒论》已有传本，就把上卷删去只保留中、下卷部分。为了便于临床应用，又把下卷的方剂分另列在各种病证之下，重新编为上、中、下三卷。此外，还采集各家方书中转载张仲景治疗的医方及后世一医家的良方，分类附在每篇之后，命名为《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流传至今。因此，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是从《伤寒杂病论》中分割而成的。

另一种说法认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由晋代医家王叔和整理编篡而成的，但以后书名、卷数、分合又有所改变。直至宋代校正医书局时，才有《伤寒论》十卷和《金匮要略》三卷。

内容与成就

《伤寒杂病论》一书，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辨证论治原则，使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与临床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确立辨证论治原则

《伤寒杂病论》中首次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主要表现在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两个方面。

1. 六经辨证

“伤寒”在古代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一切外感疾病及各种疫病。《内经》将外感发热疾病的原因归之于“伤寒”，并叙述了外感疾病从巨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传变的形式。张仲景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整个外感病的发展变化过程，根据病邪侵入经络、脏腑的盛衰程度，患者正气强弱以及有无宿疾等情况，寻找发病的规律，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概括起来，就是以六经论伤寒，即把外感发热病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所呈现的各种综合症状，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即：病邪客于肌表，表现为以“营卫不和”为特征的证候，即为“太阳病”；若邪正相搏于表里之间，即为“少阳病”；若邪由表入里，表现为阳热炽盛者，则属“阳明病”。三阳病的特点是邪盛正不衰，故以表、热、里证为主，病程比较短。而三阴病则多为脏腑本已虚损，或邪热猖厥，从表入于里，或由于三阳病治疗不得法，损及正气而致，因此多见虚寒里证，病程相对也较长。张仲景还指出，由于患者的具体情况各异，外感病不一定是按照六经逐经传变，其中有传与不传，有循经传或越经传，还有直中某经，有一经病，也有二经、三经的合病与并病，还有因诊治不当所引起的变证、坏证等等。所谓六经辨证，就是把一切外感热病的症状分为六大类。在证候变化方面，张仲景提出了虚实、寒热，这些又以阴阳为总纲。在诊断伤寒病时，先别阴阳，然后分表里、虚实、寒热。这样，通过对六经证候的归纳，可以分清诸证的主次，认识证候的属性及变化，以此作为施治的论据。 2. 脏腑辨证

《金匮要略》全书共有25篇，主要是以脏腑辨证论述内科杂病及妇科的部分病证。其辨证论治精神与《伤寒论》一致，只是不以六经分证，而是以病证分篇。依据病机相同，证候相似或病位相近的大体情况，几个病合为一篇，如百合、狐惑、阴阳毒三者病机接近，因而合为一篇；痉、湿、暍三病在初起时，多有恶寒、发热的表热证，所以合为一篇。有些不便归类的若干病证也被合并成篇。书中对各种病证的辨证分类精细而切要，对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的论述均非常精辟，充分体现了其“辨病脉证并治”的精神。

《伤寒杂病论》对脉法的论述也很精辟，在全部398条原文中，有145条论及脉，涉及到的脉型有18种，相兼脉51种，其中大多借脉象来说明病因病机，同时脉象还被作为鉴别诊断的依据。书中还有舌诊的内容，开后世舌诊之先河。“舌胎”一词，首见于该书。

在病因分析方面，书中提到了“三因致病说”，认为病因分为三类：“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

《伤寒杂病论》还强调了预防疾病和防止疾病传变发展，如提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这是在辨证论治的具体过程中深刻体现并发挥了《内经》的“治未病”思想。

《金匮要略》中有关于急救技术的内容，书中记述的对自缢者抢救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中国最早的人工呼吸法，其操作和要领与现代临床应用的人工呼吸法是基本一致的。

对方剂学的贡献

确立了方剂的立法组方的原则

《伤寒杂病论》中共记载了方剂375首，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际上为112首，因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实际收方269首，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立方严谨，用药精确恰当，化裁灵活，体现了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如麻黄汤是治疗伤寒表实证的代表方剂，用药仅四味，却君药、臣药、佐药、使药齐全，组方严谨，用药十分恰当。根据病情和兼证的不同，方剂可以化裁加减。如麻黄汤即可派生出麻黄加术汤、麻杏苡仁汤、大青龙汤等方剂。

《伤寒杂病论》十分重视药物剂量的变化，有些方剂尽管药味组成相同，但由于主药剂量各异，其治疗作用就不相同，桂枝汤和桂枝加桂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也有些方剂，虽然药味组成相同，但因药物剂量不同，导致方剂的君臣佐使的组合发生变化，出现不同的治疗效果，如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厚朴三物汤三方的组成便是一例。因此后人称赞《伤寒杂病论》“药味增减，分两轻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伤寒杂病论》中还非常注重药物经过配伍所发生的协同作用。如全书共有百余首方剂使用了桂枝，桂枝与不同的药物配伍，发挥的效用也不尽相同。

书中创立的方剂，绝大多数都行之有效地流传至今，被尊为“经方”。目前不少经方仍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如白虎汤、麻杏石甘汤、茵陈蒿汤、瓜蒌薤白白酒汤、炙甘草汤、承气汤、白头翁汤、桂枝汤等。因此，张仲景被誉为“医方之祖”。

强调药物的炮制和剂型

《伤寒杂病论》对药物的炮制方法非常重视，认为通过炮制可以改变药性，达到增强药物作用或减轻药物副作用的目的。书中记载了多种炮制方法。如附子、乌头生用毒性大，所以一般都需要炮制；干姜炮用有辛通而兼苦降的功效，等等。

书中所用剂型之多，远远超过了以往医籍和简帛的记载。其剂型选择原则是因病制剂。汤剂具有吸收快，药力大，奏效显著，能随证加减药味和药量，适合于复杂的临床变化的特点，因此其应用最为广泛；丸剂药性舒缓，适用于病程较长而又难以速效的情况；散剂发挥效力比汤剂迅速，且无须煎熬，服用方便，为抢救危重病人的首选剂型。此外，书中还记载了洗剂、滴耳剂等多种外用剂型，对某些剂型的加工方法还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注重药物的煎服方法

《伤寒杂病论》十分讲究药物的煎服方法，对煎药的火候、时间、先煎、后入、绵裹、泡汁、烊、冲等具体内容均有详细说明。另外，书中还根据患者体质、病变部位、病情轻重、病程长短，以及脏气盛衰、阴阳消长等具体情况，提出了平旦服、空心服、先食饮服、顿服、分温再服、日三服、日三夜一服等不同的服药法。经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些煎服方法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是治疗效果的重要保证。

3. 对后世的影响

从整部《伤寒杂病论》来看，实际上已概括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以及汗、吐、下、和、清、温、补、消（利）等八种治疗方法。该书正式确立了辨证论治法则，为中医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伤寒杂病论》被后人视为中医经典著作。1700多年以来，书中的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始终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书中提出的六经分证、病证结合的辨证方法，被后代医家推崇备至。不仅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至今仍在临床上发挥着作用。历代许多有成就的医学家，诸如晋代的王叔和，唐代的孙思邈，宋代的韩祗和、庞安时、朱肱、许叔微，金代的成无己，以及明清时代的许多医家，无一不重视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并把它视为习医者的必读之书。自宋代以来，官办医学校还把该书作为教材，同时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也更为盛行，出现了大批注解、阐发《伤寒论》的著作，明清时代甚至形成了学术上的“伤寒学派”。自唐宋以来，《伤寒杂病论》的影响还远及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直到今天，日本还有许多医家成立了专门研究《伤寒论》的团体，他们不仅采用《伤寒杂病论》原方治病，而且还把其中一些方剂制成成药，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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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学理论的形成

发展概况

战国以来，人们的药物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见于文献记载的药物显著增多，西汉初期曾流行过药物专著。《史记·仓公传》曾提及古代的医药书籍《药论》，可惜该书现已失传。晋代《中经薄》记载有《子仪本草》一书，子仪是战国时名医扁鹊的弟子；《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清代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拾补方技略》中记载，当时有经方五家：《神家本草经》三卷，《桐君采药录》二卷，《雷公药对》二卷，《子仪本草经》一卷及《仓公对诏》。可见到汉代时已先后有多种药物学专书出现。但这些书后来大都散佚了。 “本草”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楼护传》。楼护是汉成帝时期（公元前32至公元前7年）的人，据《楼护传》记载，“护少随父为医长安，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汉成帝建初二年（公元前31年）即有了“本草待诏”这一掌管医药的官职。另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曾征如天文、历算、方术、本草等教授者来京师。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开始征集人力整理、研究和传授本草了。

从古籍所收载的药物来看，这一时期药物品种已大大增多了。《内经》载方12首，用药有泽泻、半夏、连翘等；《五十二病方》载药247种；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黄芩、花椒、水银、茅根等实物。河北满城汉墓还出土了西汉时期的制药工具枣医工盆、注药器、滤药器和熬药工具等。

由于秦汉以来交通日益发达，特别是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以后，使西域的红花、葡萄、胡桃、大蒜、苜蓿等药材不断输入内地，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等，已逐渐被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口到中国。从而使得药物品种不断增多，人们的药物知识不断丰富。

同时，临证医学的迅速发展，也相应地要求药物学同步发展。《神农本草经》一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或《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对战国至东汉时期的用药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临证医学的进步。

成书年代与流传

关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汉书·艺文志》中没有收录该书，从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和《隋书·经籍志》中才开始有关于此书的记载，但都没有提及作者及写作年代。有人根据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记载的药物大部分是《本草经》所收录的，而《本草经》所载药物产地多为后汉时的郡、县地名，加上书中有些记述有明显的道教思想痕迹，从而断定该书成书于东汉。也有人认为西汉年间已有本草之类的书籍，而书中所记载的采药时间以建寅为岁首，又收有葡萄、胡麻等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大宛而带回国的药物，因此该书不会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现在一般认为，《神农本草经》与《内经》一样，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笔，而应当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通过对药物学资料的不断收集整理，直到东汉才最后编撰成书。

《神农本草经》成书以后，除见载于梁代的《七录》、《隋书·经籍志》外，《旧唐书·经籍志》也载有该书。梁代陶弘景将该书基本上全部收入其著作《本草经集注》。到了唐初，该书的单行本已失传。唐宋以后的本草学著作，如《新修本草》、《证类本草》及明代的《本草纲目》等，都是转引前代本草书中所载的《神农本草经》的内容。现今流传的《神农本草经》版本，是明清以后的学者根据唐、宋、明等历代本草著作进行整复辑佚，重新出版刊行的，因而被称为《神农本草经》辑复本。

主要内容

《神农本草经》共三卷（亦有作四卷），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这些药物大都疗效确实，被人们沿用至今。书中涉及的病证约有170多种，包括内、外、妇、眼、耳、喉、齿等各科疾病。

根据药物性能功效的不同，《神农本草经》创立了药物的三品分类法，即把全部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药120种，一般无毒或毒性较小，“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多属补养类药物；中品120种，有的有毒，有的无毒，“为臣，主养性以应天，无毒有毒，斟酌其宜”，多为补养而兼有攻治疾病作用的药物；下品125种，大多有毒，“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多为除寒热、破积聚等攻治疾病的药物。这是中国药物学史上最早出现的药物分类法。

《神农本草经》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在《内经》“君、臣、佐、使”主次配伍原则的基础上，对组方用药理论进一步作了阐述，指出：“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说明处方用药时应注意药性，分别多寡、主次。对于药物配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结果，《神农本草经》提出“七情合和”的学说：“药有阴阳配伍，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如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从而十分清楚地指出，虽然药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只要配合得当，便可奏效。如有的药物相配能起到协同作用而增强药效；有的药物相配则能减轻或抑制对方的毒性反应。然而在实际使用中，并非所有的药物都可以配合应用。如有的药物合用后，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这种情况就属于配伍禁忌。这些药物的配伍原则，至今仍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同时书中还注意到了药用部位与药物作用的密切关系。事实上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等各个部位所含的有效成分并不相同，因此各自的药效也就各不相同。

《神农本草经》还记述了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加工制作方法，以及鉴别药物的真伪、陈新、质量优劣的方法。此外，书中还就不同的药物性能，提出了制剂的法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剂型。“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书中对服药剂量、服药方法、服药时间也很重视，指出：“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夜。”说明服药时间与疗效有着一定的关系。

《神农本草经》的出现，不但为中国古代的药物学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以后的一些药物学著作，都是以该书为基础的。直到今天，《神农本草经》仍然是学习中医药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养生学的发展

从战国到东汉，许多哲学家和医学家对养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种见解，其中主要有“静以养生”和“动以养生”两种观点。老子、庄子的养生理论的核心是“静”，庄子还提出了以静为主的气功；而子华子、吕不韦、华佗等人则主张“动以养生”，提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华佗在继承古代气功导引的基础上，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动物的活动姿态，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引外，孔子谈到动静结合的观点，老子、庄子、管子、荀子等提出养生要“顺乎自然“；管子还主张存精以养生，注意饮食卫生及精神调摄；东汉王充的《论衡》中也有养生专论，并提出寿命与遗传有关的创见。